2018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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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高官纷纷出书不回避事件敏感性
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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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5日,卸任一年半的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唐家璇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这次,他是带着自己的新书《劲雨煦风》。从1998年3月担任外交部长到2008年3月卸任国务委员一职,唐家璇经历了中国当时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由决策者讲述这十年里的外交大事,并且不回避事件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得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退了休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虽然已不是新鲜事,杨尚昆、李鹏、李岚清等都曾出过书,但是像今年下半年这样强的出版密度还是第一次,8 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所著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反贪报告》出版;11月,前国家体育局局长袁伟民撰写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问世;12月前外长唐家璇的《劲雨煦风》发行,卸任的国家领导人出书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这是件好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喻国明认为领导人出书扩大了信息开放,提高了政治透明度,不仅使一些档案文献的解密期大为缩短,同时也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

“在由中国公民向‘世界公民’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行事风格也越来越国际化。”敏感的媒体也迅速捕捉到了这一变化,把领导人行事风格与国际化联系在一起,印证了改革开放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引用未解密文献”

外交事件的内幕或真相总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劲雨煦风》甫一上市,就受到了媒体的强烈关注,“其实我们只召开了一次新书发布会。因为唐家璇一再强调不要宣传他。”日前,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高树茂接受了快报记者的专访。

该书选取了唐家璇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所经历的11个具有代表性的专题,包括:中日关系转圜、新任外长首次出访——印尼之行、四赴纽约——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的外交斗争等。“可以说,这是外交人员的必读书目。”

在高树茂看来,这十一件大事都有它的时代特点,是唐家璇以“第一人称”对这十年外交的一次周密系统的表述。“如果没有这本书,就凭一些只言片语,民众很难了解一些外交事件的原貌。”

据其介绍,该书的出版可以追溯到2008年3月,当时唐家璇刚从国务院领导岗位退休。外交部有一个“口述历史”的工作,由一些老部长、老大使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外交事件。这些案例可以给后人一个很好的借鉴,年轻的外交工作者甚至现在外交部的领导同志都可以从这些案例中逐步总结出内在的规律。“唐家璇也讲述了一些生动的外交案例,外交部把这些内部讲稿整理成篇,最初只是一个内部的学习资料。后来有人建议,将这个内部资料对外发表。我们出版社也向唐家璇提出了建议,他最终接受了。”

在回忆录的出版过程中,外交部始终有一个小组在指导运作。“外交部的一些年轻人记录整理唐家璇的讲话内容,许多老大使都参与了书稿内容的讨论和编写。”高树茂说。而唐家璇本人花费了更大的心血,他几乎每天都在讲述,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讨论。在口述资料形成文字后,对每一段文字他都经过认真推敲、斟酌、修改。“在最后审稿时,他还一字一句进行斟酌和修订。最后又交由外交部审核。”高树茂说。

钱其琛曾在其《外交十记》中透露自己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从不记日记,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虽无明文规定,但不留片纸只字已成中国外交人员通常的惯例。”

在《劲雨煦风》编辑小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看来,唐家璇对所经历的外交事件的所有具体细节并不可能一一记入脑海,因此,在编写书籍的过程中,就有必要核对和引用外交档案,“可以说是一个字不差地引用了大量还未解密的外交文献。”而在高树茂看来,书里向读者透露出中国外交的诸多信息很有价值。“虽然书里披露的内容都属于历史档案,以前有新闻记者通过采访对这些事件形成描述。但作为决策者来讲述这些历史,一定有许多新的东西,一定有当时的种种考虑,这种考虑一定是首次发表。”比如,首次发表的就有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内幕,在书中,唐家璇详细披露了幕后的交涉过程。

“在撞机事件中,我们运用了大量的外交智慧处理这件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举个例子,那些美国的飞行员,我们为什么要在复活节前放走(他们),完全是考虑飞行员家属在(美国)国内的急切心态,这些是在原则允许下的灵活。所以(唐家璇)在决定这些事时,做了明确而正确的决断,这正是中国外交的精粹所在。”高树茂说。

“这本书出来以后,外国媒体可能会有微辞,但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书里披露的都是事实。”高树茂说。

至于稿费问题,高树茂说,“销售情况很不错,有人(出版社)想跟我比,但我不想比。现在忙得还没来得及付稿酬,但我相信以作者的行事作风,一定会捐赠给他所关注的公益事业。”

领导人行事更趋国际化

与西方政要出书的高调相比,中国领导人一度显得低调而神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以口述结合档案材料的方式出版了《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被认为是领导人出书的肇始。进入21世纪,领导人出书变得更为频密。李鹏、李瑞环、李岚清、刘华清等纷纷出版个人性的专题日记、回忆录或其他著作。今年,此类图书的出版更是多过从前。8月1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8日,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反贪报告》由法律出版社出版。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前体育总局局长书中大爆体坛内幕……

卸任高官所选择留存的记录也各有不同,有回忆往昔从政经历,如李鹏在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4部日记体回忆著作;有回归从政前的专业领域,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还有悠然下南山者,为个人爱好怡然自得,喜欢研究哲学的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出版了《学哲学用哲学》,爱好音乐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喻国明认为:“这是件好事,扩大了信息开放,提高了政治透明度,不仅使一些档案文献的解密期大为缩短,同时也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在世的人写东西更真实,编造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其他的见证人都还活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史材丰富、史学发达的国度,历史记录、历史评价一向被视为政治的一个约束因素。对于皇帝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实录”;立德立功的大臣,在其死后,也把他们的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可见,历史记录、历史评价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方面,是延续、充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如果他们不写,也许历史学家也可以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勾勒出这段历史的轮廓,甚至整理出一个“年表”、一份“日志”。但如果不深入当事者的心灵,我们就难窥历史真实的堂奥,这必定会影响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在个人性著作中,领导人往往会留下一些个人化的观念、思想、态度等,这是一般文献难有的。

喻国明说,“西方卸任高层有出书的惯例,因为他们一旦卸任即面临再就业问题,写回忆录是最快捷的赚钱方式,因此往往前脚撤下政坛,后脚就走进出版社,出一本书能抵上好几年的薪酬。”

确实是这样,《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格林斯潘回忆录》《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走进书店,西方政要的回忆录触目皆是,无论他们在任、卸任抑或在世、故世。而跟西方相比,中国尚无“最高领导人”出版回忆录。喻国明认为,这种情况或许将来会有改变,“这并不违反我国的相关规定。过去领导人的文选常以‘集体’的面目出现,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这种规则也将有所松动。”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们对为官者、特别是领袖的阅读欲望是强烈的,这也是卸任高官出书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政务信息公开的推进,也使得空间变大了,环境更为宽松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

而媒体的“嗅觉”似乎更为敏感,《劲雨煦风》上架不久,就有媒体评论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中国公民向世界公民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行事风格也越来越国际化。”

外交部长出书或成传统

记者注意到,政要出书更为集中地出现在了外交部门。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外交部主管的权威国际问题书刊出版社,该社2003年出版过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最近又出版了唐家璇的外交回忆录。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也曾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去年出版的《从未名到未名》,记录了作者成长、求学、从政路上的生活感言,这本散文集由作者家乡青岛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作家出版社的《李肇星诗选》。就在今年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了《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94岁高龄的前驻美国大使柴泽民由他人作了传记。

三任外长都曾著书立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分析说,外媒对外交事件的披露,使得外交方面的公开程度比其他领域更高,因为“一些问题你不公开,别人都公开了”。

“外交部门长期跟西方打交道,行事方式上更容易受到感染。”毛寿龙说。“他们经历得多,也许更善于表达,老百姓对这方面的信息也更感兴趣。”喻国明说。

这种开放的作风从“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李肇星身上更容易看出来。中国作家网主编胡殷红透露,李肇星是中国作协会员,所以对于中国作协的邀请,只要能挤出时间,他都会出席。胡殷红有一次当着李肇星的面说:“我的一个同事和你住在一个楼里,一次你们同上电梯,你拿着一本诗集边看边笑边呢喃:好诗!好诗!我那同事侧目斜视,分明看到你拿的是自己的诗集,你在为自己的诗叫好!”李肇星听后摇头点头哈哈大笑,完全一副“外交”对策,让人根本看不出他到底是承认了还是否认了。

领导出书会不会成为外交部的一个传统?“我们当然希望这样,但还是要看本人意愿。”高树茂说。

领导人著作的对外输出

“已经有些国外出版社在询问《劲雨煦风》相关的版权问题,有引进的意向。”高树茂说,“按西方领导人著作的出版经验,一国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性质书籍,是最有商业价值的。”

其实,面对中国领导人纷纷迸发的海外出书热情,境外出版商无论是作为中国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表现出莫大兴趣。

在领导人著作走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出版流程也在悄悄发生转变。过去,领导人著作一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交由人民出版社或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待中文版出版了一段时间后,再由中央编译局或者外文局编译成外文版,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但现在,一些国外出版商也参与到领导人著作的译介工作中来。10月14 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中国主宾国活动的重要内容,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英文版首发式,其出版发行由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联合中文版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完成。2007年,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李岚清的《突围 ——国门初开的岁月》英文版的发行都直接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推动。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曾风靡全球,但是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们”,大多数外国出版商没有经过中国官方的授权。直到1984年12月,共收录九篇文章的《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在英国出版,一切开始改变。这本书的出版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现在已隶属于荷兰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

毛寿龙说,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毛泽东或者邓小平三个字出现,在西方都会有市场。但是在不断开放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像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领袖们那样有神秘感和号召力。充斥中国市场的各种领导人讲话稿、学习读本,在西方不可能有太大市场。今天,一本领导人著作在国外有市场,必须靠对口的选题。

“领导人出书日趋开放,但把关还是很严格,出版是项政治活动,这个基调没有变。”毛寿龙说。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是不允许被改动、删节的。据报道,曾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因删除了其中被英国法律禁止的关于推翻政府的言论,而被中方中止合作。

来源:现代快报      来源日期:2009年12月20日       本站发布时间:200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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