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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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法与知情权不应矛盾
王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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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应该被泛化,如果将过多的信息设定为国家秘密,就有可能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教授 王秀梅

  3月23日,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董正伟律师向铁道部发出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铁道部公开动车组火车票的定价程序、科学依据以及听证计划安排。到目前为止,铁道部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正面回应。一直以来,动车组火车票的定价等问题都被列入到国家秘密的范畴,公众没有渠道知道这方面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正是公民的知情权和国家保密法的一次直接“对峙”。因为,我国目前的保密法规定的保密范围过大,尤其是第七款“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这一兜底性条款,可以把所有信息都纳入保密范围。目前,在法律界也普遍认为,1989年开始实施的保密法对“国家秘密”的范围规定的过于宽泛,缺乏细则。这样,不利于建设“阳光政府”、“透明政府”,也制约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很大范围内的信息都是秘密,是不适当的。秘密应该是小范围内的信息,这才有利于保密工作的开展。

  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应该被泛化,如果将过多的信息设定为国家秘密,就有可能损害公众的知情权。而知情权是宪法性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认为,对火车票定价程序、水价、电价上涨的听证会、医保方案的结果公示等方面,公民都应享有知情权。政府有公开这些信息的义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对信息的知情要求也日益增强,除涉及国家安全、执法调查档案等有关信息列为国家秘密外,对“其他信息”应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当然,公民的知情权也不是无限制的,比如,有公民出于爱国,希望了解我国南海的情况,但由于目前我国正在和其他几个国家进行磋商,涉及到国家利益,这就是秘密了。再者,如果有人问我:“每年我国有多少起死刑执行?”我一定会说不知道。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这都是国家机密,是不宜公开的。

  如何科学地界定国家秘密,管理涉密信息,世界各国也各有高招。从定密制度的完备性上看,美国政府的定密制度最有特色。尤其是在他们严把定密关、知密关和解密关上,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9·11事件”以后,布什总统发布了“第13292号行政命令”,对国家秘密的范围做了重大调整。其一,否定了“如果对信息定密的必要性存在重大疑问,该信息就不应当被定密”的做法,允许定密官在有重大疑问时也可以定密。其二,明确将有关跨国恐怖主义信息、反恐国际合作信息等列入了保密范围。

  所以,我认为,保密和公民的知情权不矛盾!信息的公开或保密,如果事关公民知情权和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利益,对认为不合理的秘密信息,与信息密切相关的,公民应该有权利质疑。
来源:北青网      来源日期:2009年05月11日       本站发布时间:2009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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