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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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欲查父亲生前档案遭拒 被告知亲属无权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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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里,宋红阳用了许多时间拾掇家中旧物。父亲去世,许多东西失去了继续留在家中的理由。他向朋友送出一些旧书,扫除一些杂物,只拣一些记录父亲生前点滴的物品留存。

  越是找到珍贵之物,宋红阳越是遗憾,它们只是父亲90年生命中的碎片。宋红阳曾试图发现并留存父亲更加完整的人生,他向父亲生前供职单位合肥工业大学提出,查阅并复制父亲的人事档案,留作纪念。

  这一想法没能实现,挡在宋红阳面前的是《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下称《条例》),“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父亲的个人史

  3月1日,宋红阳从深圳赶往合肥,父亲宋昌五正在安徽省立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最后的治疗。对于90岁高龄、多重病症同时发作的老人,医疗救护只是短暂地延长了他的生命。5天之后,宋昌五离世。

  “父母过世,即使儿孙满堂,他也是孤儿。突然发现我没有家了。”深夜为父亲守灵之时,宋红阳感慨,父母的去世,将原本系在一起的家族打散。尽管自己生长在合肥,两个姐姐也定居在此,宋红阳仍感到,这个城市之于他,再不能成为家了。

  为了纪念父亲,宋红阳打算为父亲写部传记。父亲的人事档案成为了宋红阳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宋氏家庭的经历颇为波折。1945年,宋昌五与家人由安徽舒城老家流离至四川。在朋友的接济下,宋昌五于次年秋考入浙江大学教育系。1949年5月,宋昌五进入杭州军官委文教部工作,后调回安徽工作。1953年5月,宋昌五由安徽省委宣传部调入合肥工业大学,任行政干部,直至1983年离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均波及了这个家庭。宋昌五的父亲甚至为了保护子女不受自己牵连,在政治风波中自杀身亡。

  这些片段在宋氏族谱中有些许记录。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族谱成了宋氏家族凝结在一起的纽带。宋昌五的父亲曾经于上世纪40年代修订族谱,宋昌五晚年时,协助弟弟宋昌晓第五次修订族谱。

  宋红阳想为父亲立传,多少借由于此,却又不止于此。宋红阳更为宏大的想法是,父亲亲身经历了1949年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档案对于了解这些历史非常重要”。

  无法逾越的规定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3月10日,宋红阳向父亲生前供职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的老干部处提出请求,想查阅并复制父亲的档案。老干部处让宋红阳找管理档案的组织部。

  翌日,宋红阳到组织部,提出想留父亲的档案复制本作为纪念。组织部长季益洪接待了宋红阳。季益洪态度热情,但回绝了宋红阳的请求。季益洪称,组织上有规定,家属不能看档案,复印更不行。

  季益洪所称的组织规定,是《干部档案工作条例》。这部《条例》于1991年出台,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从读书时建立自己的档案,到大学学习档案学,20多年后,宋红阳这才得知,“原来我想看自己的档案都不行。”

  宋红阳又解释,父亲已经离休31年了,并且已经去世,应该不会有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安全的内容。

  尽管《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公开已经死亡干部的人事档案,但武汉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称,工作中有不成文的习惯,人事档案一般本人去世后若干年才能开放。

  果然,宋红阳与季益洪之间的讨论最后都会回到《条例》的规定。宋红阳只得无奈离开。

  两天后,宋红阳又找到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吴玉程。他又将纪念亡父的请求向吴玉程诉说了一遍,吴玉程当场并没有拒绝,只是答应宋红阳帮忙协调。

  在等待吴玉程答复的时间里,宋红阳在微博上询问查阅档案之事,海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天意回复他,学校组织部的做法是对的,从党内文件立改废来看,只要是未废止的文件,无论是何时的,都需遵循。

  这让宋红阳情绪低落。他找来《档案法》与配套的《实施办法》,从头至尾通读数遍,看完就默默念叨,“档案自形成之日起30年就要开放”、“没有规定不能查阅档案”。宋红阳又觉得有了些希望,他拨通几个老同学的电话,他们还在从事档案工作。同学的回答又让他觉得希望渺茫。一位在浙江省档案局工作的同学告诉他,《档案法》说的是文书档案,人事档案的管理自有具体规定。

  宋红阳就再去看《档案法》,看完以后一头雾水:“《档案法》里也没区分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哪。”

  学界诟病“不得查阅”

  梳理宋红阳的迷惑,还要从人事档案制度的实施开始。

  我国人事档案制度的确立,可以说是从1956年第一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座谈会开始的。这次会议制定了《干部档案管理工作暂行规定》。此后,这一会议在1980年、1990年和2005年又进行了三次。

  人事档案在当时的工作会议上被划分为干部档案、学生档案、职工档案、军人档案,干部档案在人事档案占比最多。

  目前,仍在实施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建立于1990年代。《档案法》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1996年,《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下称《规定》)制定于1996年,《条例》出台于1991年。

  档案学资深学者朱玉媛分析,人事档案源自政审制度,实施之初即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人事档案帮助组织将人计划入各单位,并与入党、提干、奖励、分房等人生大事关联在一起。人事档案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国家单位对人事档案的管理也就越来越趋于封闭。任何人不得查阅和复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之规定,盖始于此种观念。《规定》则明确说明,按照《条例》,任何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对人事档案制度影响巨大的《条例》,从出台至今20多年时间里没有修订。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注意到一个啼笑皆非的现象,作为人事制度的概念,干部编制如今已经被公务员编制和事业单位编制所取代,“以前大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都是干部,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而档案管理上,干部档案仍沿袭至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认为,“组织”将不利于个人的结论塞进档案,相当于在不听取当事人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秘密审判、宣判和传播对当事人不利的结论,使当事人蒙受不利而永不知情。档案管理决不是要赋予“组织”这种超级权力。

  方流芳所言,不仅仅是宋红阳查阅请求遭拒这么简单。2003年,湖南作家汤国基档案事件轰动一时。汤国基偶然得知,早年在档案中他被评价为精神不正常,他认为这造成了他多年无法就业(2004年4月15日,汤向法院起诉湖南省教育厅行政不作为,2004年12月,在经历一审败诉后,汤国基的诉讼请求再被驳回,终审败诉)。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身上,他在工作上多年不被任用,后来,他发现自己档案中存在着学生时代的评价,不适合某职业。

  陈潭曾接到河南郑州一个求助者的电话,这名求助者的老师出于好心帮助他修改了档案中填报学校的志愿,以至于他进入煤炭学校上学,并被分配至煤矿工作,因工致残。

  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个人无法获知档案内容这一规定。这条规定,在学界被诟病多年。朱玉媛举例,《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如此,不得查阅的条款则与其他法律法规相矛盾。

  欲诉学校侵权

  与吴玉程见面后,宋红阳给吴玉程发了两条短信,告知吴玉程自己即将离开合肥返回深圳,希望吴玉程能尽早告知协调结果。这两条短信没有收到回复。

  3月14日下午,掐着学校下午上班的时间,宋红阳又给吴玉程打了两个电话,电话一直响着,直到自动挂断。宋红阳忍不住又去学校办公室找人,刚进去又叹着气出来。吴玉程发来了回复短信:无能为力,敬请谅解。

  宋红阳想到了放弃,《条例》规定,干部死亡,由单位保存人事档案五年后,移交本机关档案部门保存,按同级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规定进馆。“五年不行就十年,总得公开吧。”

  但一种传闻又触怒了宋红阳。宋红阳听说,他在微博上讲述查阅档案经过一事,被学校得知,学校方面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相关部门。这让宋红阳收起了放弃的念头。

  律师王晓东曾告知宋红阳他的想法,《条例》非国务院制定,不属于行政法规,虽由国家档案局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但制定和解释权却在中组部,亦不属于部门规章。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孔维钊则认为,不得借阅的规定,侵犯了公民基本的知情权。

  赶在离开合肥前的最后时间里,宋红阳与孔维钊见了面,尽管仍有亲属在合肥工大,宋红阳还是决定将学校告上法庭,委托孔维钊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

  宋红阳觉得,若规定不合法,就该改变它。但孔维钊提醒宋红阳,法院可能不受理起诉。宋红阳则说,能往前推一点就推一点。

  改变的方向并非没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英玮曾提出改革的几点建议,改革后的制度设计清晰明了,前提是更加透明,建立有效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武汉大学不愿具名的学者也称,相关部门已经组织专家准备对《档案法》再次修订,只是一直没有下文。

  “人事档案应该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工具。”王英玮认为,不能再让人事档案控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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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里的神秘人生

  在相对人第一次就业时,用人单位将为他建立人事档案。

  人事档案中记录了相对人的履历材料,自传材料,鉴定、考核、考察材料,学历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材料,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奖励、处分材料,录用、任免、聘用、转业、工资、待遇、出国、退(离)休、退职材料以及各种代表会代表登记表等材料。

  可以说,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事档案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公共管理工具在我国的信用建设、干部管理、国家安全、福利分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源自政审制度的人事档案制度发展至今,其作用也出现了双轨制。

  对于由早期干部概念发展而来的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人事档案仍然具有其最初被设定的政治功能。政审、提干、评定职称等工作都需要人事档案。对于“体制外”的人,人事档案功能不断弱化,弃档、死档现象普遍。早年数据显示,弃档比例超过六分之一。

  高考中的冒名顶替、公务员履历造假等社会问题,常常见诸媒体。这些问题背后原因之一,即是人事档案制度的不够透明。档案相对人不知道档案被冒用,违法修改档案无法受到公众监督。

  南都记者 张晗 发自安徽合肥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4年03月26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4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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