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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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案例:罪案调查所得信息来源是否都保密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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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和保密的拉锯战愈演愈烈。企业排污信息要保密,路桥费收了多少要保密,人大主任被盗巨款的来源要保密……有些保密显然是官场长久以来形成的衙门习气,但有些保密与公开之争却颇有些值得考量之处,例如清华女生15年前铊中毒案、黄光裕事件等司法相关的信息公开。
     
        司法部门出于办案的需要,或是保护线人,通常有正当的理由拒绝公开其掌握的一些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安人员所掌握的信息想保密就保密,这其中的原则需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信息公开案例来摸索。我国实施信息公开毕竟只有一年,还没有积累很多的案例给学者、公众提供参考,那么我们不妨借鉴已经有多年实践的美国。在司法相关的信息公开上,美国有一个经典的案例,这里面包含了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与联邦调查局(FBI)之间的斗争,一个“杀人犯”为了洗清罪名的22年努力。

        一桩冤狱

        1976年8月,新泽西州巡警斯诺在遭遇抢劫时被害,几名黑帮的成员为此被捕,他们供认文森特·詹姆斯·兰达诺是这起抢劫案的司机,也是他开枪打死了巡警斯诺。然而兰达诺并不是这个黑帮的成员,只是这个黑帮头目伏尔尼的幼年伙伴。这些黑帮成员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老大伏尔尼而故意扯出兰达诺。当时兰达诺37岁,曾经由于盗窃入狱,是个瘾君子,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这不会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虽然否认和此案有任何关联,但现场有他的帽子作为物证,以及两位黑帮成员和其他目击者的供词,他被判终身监禁。幸亏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死刑(后来新泽西州在1982年恢复死刑),兰达诺总算没丢掉性命,还能进行他长达22年的洗冤征程。
     
        在狱中,兰达诺戒掉了毒瘾,开始学习法律,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此案的庭审记录,并向每一个来监狱参观的人诉说他的冤屈。一位经常和美国民权联盟(ACLU)合作的律师内尔·穆林了解了他的案子,答应无偿地代理他的官司。
     
        他们的努力终于在1981年得到了回报,一个关键的目击者收回了证言。这个证人是个卡车司机,当时看到逃跑汽车的驾车司机。当时联邦调查员给他看8张照片,他很快认出了其中一个,但调查员又抽走了他辨认出的那张,让他重新辨认,并引导他的注意力转向兰达诺的照片。
     
        接着兰达诺又得知控方还有其他目击者,却没有告知他和他的律师,而这些目击者都指认黑帮老大伏尔尼才是驾车者,也是他开的枪。于是兰达诺再次提起上诉,联邦地区法官终于在1989年宣布释放兰达诺,因为记录表明控方“有组织地”(systematically)隐瞒了对兰达诺有利的信息和指证他人是凶手的证供。
     
        此时兰达诺已经服了13年的刑。但控方仍旧不肯罢休,他们否认刻意隐瞒证据,并再次指控兰达诺。
     
        而兰达诺和他的律师则开辟了另一阵地来打这场洗脱罪名之战:他们向FBI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他们公开本案调查档案。但FBI给他们的300多页材料已经经过重新编辑,很多信息都被涂黑了。FBI说,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所有犯罪调查所得信息都是保密的,他们毋须给兰达诺看到整个档案。
     
        兰达诺对此提出质疑,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9位联邦大法官一致做出了有利于兰达诺的裁决。判决文书上写道:当《信息自由法案》通过时,议会(即该法案的立法者)并没有给FBI全面豁免(blanket exemption)。兰达诺和他的律师终于拿到了该起抢劫谋杀案的900多页FBI文档。英美法系是判例法,这一判决打开了FBI的大门,使FBI的工作也能受到公众监督。
     
        兰达诺在1998年的谋杀案重审中终于被陪审团裁定无罪,彻底摆脱了此案的纠缠,胜利结束了22年的申冤之路。4年后,63岁的兰达诺死于心脏病,此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外祖父,总算是没有背着谋杀犯的罪名进入坟墓,而“兰达诺诉司法部”(Landano vs. Dept. of Justice)更成为美国信息公开的经典案例,使他的名字得以载入司法史册。

        公开与保密的法理折衷

        本文不仅是为了讲述这个冤狱得雪的故事,也不希望读者得出司法档案都该公开的结论。除了这个故事的曲折外,笔者同样关注联邦最高法院对“兰达诺诉司法部”一案的判决书。联邦大法官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个案,他们的裁决将成为判例,成为美国大大小小法院的判决依据,和各州立法者调整本州法律的准绳,于是他们在判决措辞上的审慎和分寸堪称法律案牍的楷模。
     
        以下是“兰达诺诉司法部”最高法院判词的主要观点陈述,其中关于公开和保密之间的折衷考量显示了大法官们是如何像走钢丝一样平衡控辩双方的意见。
     
        《信息自由法案》的豁免公开条款7(D)这样规定:对于执法部门在罪案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如果“有理由预期”信息的公开会泄露“保密”的信息提供者的身份,这些信息可免于公开。本案牵涉到,政府需要怎样证明一个信息提供者确实是7(D)条款所说的“保密”信息来源。申诉人请求本庭来裁决:政府是否有权认定所有FBI的罪案信息提供来源都是保密的。
     
        本庭认为:
     
        1、7(D)条款并没有给政府这样一个认定(presumption),即在FBI罪案调查过程中所有信息提供来源都是保密的。
     
         (a) 如果信息提供者(个人或机构)在提供信息的当时,已获知FBI除了执法必要外,不会泄露此次交流,那么这个信息提供者应该被认为是“保密的”。与答辩方(即兰达诺一方,此次申诉方是司法部,所以兰达诺是答辩方)的观点相反的是,议会立法者的意图并非把豁免限制得如此严格:即仅有那些获得保密承诺的信息提供者才是“保密”的,因为在谈话进行的时候,不管是信息提供者还是FBI常常难以确知这次交流需不需要公开。
     
        (b) 然而,在本案中政府所持的认定(presumption)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不合乎常识和可能性。在罪案调查过程中,FBI收集了多种多样的信息,有极度敏感的,也有一般的信息,其来源有个人和机构。虽然大部分信息提供个人可能都希望保密,政府却没能解释除了行事方便之外,所有的信息提供都该被认定为保密的。考虑到机构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范围极为广泛,所有机构都需要保密的理由就更缺乏说服力了。从公平角度考虑,政府的认定也不适当。它的这种认定在实际执行时是不可反驳的,因为一个信息公开请求者不知道特定的信息提供者,也不知道被隐瞒的信息,他将极难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该信息提供者不需要保密。 虽然7(D)豁免条款的条文“有理由预期”,以及本庭在以往案例“司法部诉新闻自由委员会”的判决,或许能支持一些倾向保密的推断,但并不能支持这个认定,即所有FBI罪案调查的信息提供者都是豁免公开的。《信息自由法案》的立法历史也不能表明议会有意图制定这样的规则。
     
        2.一些严格定义的情行可以作为推断为保密的基础。例如,有理由推断那些取得报酬的线人通常期望他们与FBI的合作是保密的。同样,罪案的特征、信息提供者与此案关系也许能够足以判断:信息提供者是否在不言自明的保密保证下与FBI合作。大多数人会认为一个黑社会谋杀案的目击者很可能不愿意和FBI合作,除非对方能保密。上诉法庭(即到达最高法庭前的法庭)拒绝依赖于这种情形判断是否保密,这是错的。当一份包含秘密信息提供者的文件被申请公开时,通常能够确定罪案的性质,以及信息提供者和此案的关系。于是,信息公开申请者能够有更现实可行的机会,来陈述为什么该种情形不能支持保密推定。在不损害立法利益的范围内,政府仍然可以使用秘密作证来执行它的任务。
     
        从高院的判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法官们并没有一味地倾向公开,反之他们纠正了前审法庭(即上诉法庭)把豁免解释得过于狭窄的倾向,但同时也支持了前审法庭的主要决定,即希望政府方(本案的司法部以及FBI)能提供更细致的需要保密的情形解释,而不是简单地认定所有罪案信息提供者都是保密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法律的专业性很强,但判决文书却并不难看懂,大法官们尽量使用严谨的语言,但又是易懂的逻辑。说到底,法院是讲理的地方,如果判决书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使普通老百姓都看不懂,就会使法律成为远离公众的神秘系统,也将失去公众的信任。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一个公正的司法系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每当笔者读到美国联邦高院的案例时,都觉得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经过审慎考量的判决逐渐形成了背景各异的美国人民唯一共同的文化。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09年05月11日       本站发布时间:2009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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