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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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超生:恶法带来的难局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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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导演张艺谋的超生问题不仅是娱乐新闻,已经成为思想交锋的一个热点。超生传闻如今已经被证实,张导怎样应对罚款问题,以及计生部门如何处罚张艺谋这样的名人,都是舆论焦点。网上舆论对此有不小的分歧:有人认为生育权利本应属于人的最根本权利,计划生育是恶法,恶法赋予人反抗的正当性,张艺谋是在维权;但还有很多的人这样想,张超生也就罢了,如果以合法的手段逃避罚款(如父母一方是外籍,或是生在国外)也罢了,但张的情形更像是以某种特权、凭借某种关系让自己的孩子得以上户口,这使得执法的选择性格外引人瞩目。

龙应台在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难局》,讲的就是个人在面临恶法时所处的左右为难状态。一个极端的典范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法庭裁定妖言惑众,处以死刑,本来有逃狱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难局》里另一个极端的典范是梭罗。他也遭遇到了恶法,美国当时尚有奴隶制,并欺负墨西哥人。这些事件并没有直接影响梭罗的生活,但他不支持这样的政府,于是拒绝纳税,因而被抓进监牢,后来由其姑母代缴税金而获释。梭罗认为,面对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抵抗。

举这两个例子不是要拿张艺谋与这两位典范人物去比较,当前时代再有名的人从历史长河看都不过是普通人,拿当红名人与极少数经历诸世纪的岁月淘洗过的贤哲对比,对前者是不公平,对后者是不恭敬。以苏格拉底与梭罗对待恶法的不同举动为例,只是为了说明:一种恶法往往是把人推向一种难局——恶法本身不具有道德约束力,但恶法作为法律的一部分又应该分享法律所应受到的尊重,即需遵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如果有人公然违反或漠视某一法律(这种法律被称为恶法),其他法律以及执法权威所需要的普遍尊重很可能会被削弱。

法哲学的难局不会影响人群逃避恶法的本能倾向,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最终必然是离权力圈子更近的人士能得到更多的便利。张艺谋生几个孩子,这本身不应该构成任何道德问题,但他逃避罚款的方式似乎并不光明磊落(尚有待确证)。如果他能以诉讼的方式对计划生育规定提出挑战,或者是以其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相关的议案,都能获得更多的掌声与支持。但任何时代英雄都是少数,我们不应指责张导没能成为英雄,但不能不感叹在这个胜者通吃的社会作为入彀者的他得到的便利真是太多了。计生罚款的数目对工薪阶层的影响很大,而对那些富人贵人影响较小(这并不是说他们就该受罚),但这些人连这种微小的不利都能够轻松避开,益发印证这是个强马太效应的社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胜者通吃。

如果我们不苛责张艺谋没有以一种光明正大的、更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来挑战恶法,那我们也很难去责备另一些人,他们承受着恶法的限制,并目睹着富贵之人有种种便利逃避处罚,于是要求计生委去惩罚这些人。造成群体之间的敌意,是恶法的必然效果之一。这些向下拉齐的“平等”要求虽然说起来有些卑下,但并非没有社会意义。只有让一种恶法能影响到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及其圈子,才能促使这种恶法尽快终结。就像如果没有特供蔬菜基地,公共食品安全的改善很可能会加快,虽然吃上无害食品也是享受特供群体的天然权利。

但公众的目标不应该是这种向下拉齐的平等,而是通过批评计生政策在执行中的欺软怕硬来揭示计生政策的另一种荒谬。这种批评并非意味着对计生政策的支持,但它的客观效果会造成鼓励揭发超生的名人及官员,使得恶法有机会来折磨这些“精英”们。于是便有这样一种道德上的悖论:这种意在挑战计生政策的批评,其效果导致了更多的人承受恶法的折磨。这也是恶法带来的又一难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12月05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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