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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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陈永洲案:道德舆论场的失效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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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舆论焦点人物——《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批准逮捕了。这对记者行业(特别是财经报道记者)来说又是一记重击。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陈的报道虽然是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但除了一个小的失误外,并没有明显的捏造事实之处。如果陈是以受贿罪被捕,那些不受贿的记者们还可以松一口气。但如今涉嫌罪名是损害商业信誉,这个罪不以受贿与否为前提,对记者来说是一种言论罪,很有可能成为悬在记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陈永洲事件的受益者几乎没有,表面上看中联重工似乎赢了,但它与三一重工的恶斗如今广为人知,给公众的留下的是能够启动本地政治资源及警方力量的土豪形象。三一重工也许小输一场,但其董事长旋即在央视新闻联播正面亮相,似乎是央视在宣布,它并不偏帮中联、三一中的任何一家,它关注的是打击舆论场中的反体制话语。央视及其代表的宣传部门也不是赢家,他们的报道的影响是双重的,虽然表面上证明了警方举措的“正确”,但再一次搅动公众对未经审判的嫌疑人在电视上自证其罪的质疑与厌恶。

在一起几乎没有赢家的热点里,却有明显的输家,那就是整个记者行业的信誉,以及从事财经报道的媒体及记者的言论自由度。另一个明显的输家就是反体制话语圈,陈永洲坦陈受贿的视频一经央视播出,反体制话语圈的反击就显得很无力,本来沸沸扬扬的质疑勉强支撑了几下,很快沉默下来。

跳出输赢本身,以陈永洲事件为案例拉开距离从远处观察中国的舆论场,还是颇有意味的。

中国的舆论场本质上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道德舆论场,不管是什么政治倾向,所使用的话语基本上还是道德型的,其特点是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尖锐对立。在官方的话语里,必须强制拆违、拆迁的对象都是贪婪、狡诈的刁民;在反体制话语里,依靠武力把人逐出家园的地方政府是恶的渊薮。每一个媒体故事都是善恶分明的道德故事。在永州唐慧事件里,唐慧要么是伟大的母亲,要么就是挟上访而左右公检法的、死缠烂打的疯婆娘;在未成年人李某某等涉嫌强奸案里,李某某要么是恶少,要么就是内心纯净的、被酒吧黑社会设套敲诈的无知少年。

虽然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法学界的一些人)努力在强调法治、程序正义、善的制度而不是善人之治,但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反体制话语圈的人)所习惯并擅长的还是道德、情感话语,而不是制度、原则、程序话语。但在一种情形下,道德话语会严重失效,甚至哑口无言,这就是陈永洲案所涉及的黑吃黑情形。中联和三一的复杂斗争不是公众所熟悉的强大恶势力与善良无辜弱小平民的对决,不可能用道德话语去评述。而陈永洲所代表的媒体本来是代表正义的监督力量,其对决对象是打击舆论的上市国企及受其支配的警方,但马上被逆转成靠公众舆论影响力而收受利益的黑暗势力。在一场没有明显的可同情的、代表善良或起码无辜弱者的事件里,道德舆论场就很快瘫痪了,顶多能喊几嗓子要分辨“大恶”还是“小恶”。

其实,中国的这种煊赫的却又不规则的、没有政策连续性的中央集权,其伴生物往往是一个非法活动频繁而广泛的社会,而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受害者群体。其底层常常用暴力或是顽强的坚持来获得非法活动的空间,其中间阶层也各自有其特有的非法活动范围。以记者行业为例,从普遍的接受车马费,到写软文,再到收取封口费,最后到收取贿赂抹黑企业,甚至以负面报道来敲诈企业,就是从一般违背行业伦理,到普通非法活动,再到犯罪的逐步升级过程。

对于这样的非法活动频繁又广泛的社会,反体制话语圈总还是顺着大众的情感而大讲特讲善恶分明的道德故事,这往往不得不对事实做一定的删减甚至扭曲。但碰到陈永洲这样的案子,道德话语就踢到铁板上了,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良善、弱小、无辜的一方。

虽然道德话语失效,但制度、法理、程序、原则等等强调规则的话语还是有效的。在陈永洲案里,本可以继续追问:记者涉嫌的到底是受贿罪(记者可否成为受贿罪主体),还是损害商业信誉罪?如果是后者,记者所属《新快报》是否应该并入嫌疑人,而主犯应该是主动贿赂方?从立法角度看,损害商业信誉是否应该以民事法庭裁决,而不是刑事犯罪?还需要从法理上批评湖南警方这种先把人抓进来再找证据的办案方法,哪怕被抓的人并非清白无辜;以及继续指责警方及央视这种让嫌疑人在电视上自证其罪的做法。但这些追问、质疑都没能继续下去或是说得软弱无力,这虽然有可能是出于外界压力,但从舆论圈自身的原因来看,是因为大部分言说人还不能有效地运用规则话语,而不是道德话语,起码还没有培养起适应规则话语的听众。

虽然在频繁的舆论事件中,很多非法律界的人士也都熟悉了诸如程序正义之类的话语,但很多人在使用时,往往是先定下了善恶,有了情感倾向,然后再使用程序正义之类的说辞来质疑他们厌恶的一方。程序正义没能成为他们思考中的原则,只是一种辩论、质疑工具,于是,他们的听众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程序正义概念。大家都是凭着“朴素的正义感”而言说,只不过那些大V们似乎说得更好听,有点理论名词。但一旦遇到类似狗咬狗事件,大家找不到可同情的一方时,这些仅有表面理论感的道德话语就绵软无力了,只善于顺应公众情感的大V们便哑口无言。要真正普及程序正义原则,就应该在诸如李某某案、陈永洲案、官员被双规这样的“污点”嫌疑人情形里同样坚持,这样才能展示原则的力量,而不是道德感情的好恶。直到有一天,大部分公众都能认同——刑讯逼供哪怕逼出真凶来也不该算数,规则话语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而我们社会才算真正进入讲求法治文明的社会。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11月03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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