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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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某案中律师难局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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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涉嫌轮奸案一审虽已落幕,但此案引起的争议久久不能平息,不仅有关事实真相莫衷一是,各被告律师的辩护策略、庭外表现,以及不同被告律师之间的明显的敌意,都引人深思。

与普通强奸案现场只有两个人、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定论的情况不同,李某某案同在现场的至少有6个人(5名被告与受害人),虽然每个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都会隐藏一些对自己的不利的事实,但在分别审讯后基本事实的还原还是有可能的。但此案的事实本身颇为复杂,有利于被害方的事实,与有利于嫌疑方的事实,差不多旗鼓相当。这使案件的定性基本上掌握在办案方的手里。

本案若定为普通的卖淫嫖娼治安事件也不无理由,受害人杨某在酒吧兼职陪酒,在案发日跟随5名被告辗转几个场所,其中有很多离开或求救的机会,但都未曾利用,而其跟随的酒店领班张某确实与5名被告谈论过性交易并商定价格。并且,杨某在最初报案时所言有不少谎话,而酒吧领班张某的证言也有很多前后不一之处。

甚至此案定性为设局敲诈勒索也不无可能,事发后酒吧方积极参与向李某某家索要50万赔偿,令人疑惑。并且,有律师披露就在同一时期,该酒吧发生过另一起极为相似的未成年人涉嫌轮奸案,但被告方律师采取守口如瓶、尽量与受害方和解的策略,才免于为公众关注。这些都让人怀疑是有组织的设套敲诈勒索。

但对被告方最不利的事实就是——被告方确乎殴打了杨某,这使得警方最终将案件定性为强奸并不十分勉强。虽然5名被告未必承认自己打人,但都指认其他人殴打了杨某,而且在不止一个场所殴打过。5名被告并未与杨某直接讨论过是否“出台”,即杨某没有明确表示过同意性交易,并在车上曾主动要求下车,并且在酒店房间内被殴打、被脱衣。在判断强奸案的要件——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上,被告方处于不利地位。

面对案件事实本身的复杂,对被告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提出了难题:到底选择无罪辩护、质疑辩护,还是罪轻辩护路线。如果是在西方“疑罪从无”法律环境下,有这么多疑点的案子,以及受害者杨某、证人酒店领班张某曾明显说谎,案件恐怕都难以获得公诉,哪怕公诉提堂,被告及律师定会坚持无罪。但在中国这么个特定法律环境里,控辩双方是不对等的,控方一旦认定了事件的性质,就意味着法庭多半会按照这个方向走,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实际方针也使得认罪争取从轻发落往往是现实中的最佳选项。

在刑辩律师间曾有过律师到底应该“站着辩”(即死磕策略,高调指斥控方)还是“跪着辩”(和控方立场几乎相同的穿连裆裤律师)的争议,这都是在这种控辩双方力量严重不对等的背景下的两种极端选择。选择死磕策略的,通常是不仅在法理、证据面上有较大的优势,并且在舆论上也处于有利地位,即便在这种局势有利的情况下,死磕策略仍然很冒险,属于破釜沉舟的一招。在李某某案中,在法律面上被告方没有明显的优势,但能找出许多有利被告的疑点,律师可以选择无罪辩护(或者不那么死磕的质疑辩),但其前提是5名被告共同选择这一策略,才有可能赌一把,只要有1名被告认罪,无罪辩护就难以取得成功。但在此案中,被告律师之间显然没有互相协作,而是各自为战,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策略,最终竟出现了被告律师间明显的敌对情绪与互相拆台。

李家选择了死磕策略,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打两场战争,一场是在法庭上的,一场是在法庭外的舆论战。由于其他4名被告律师都选择了轻罪辩护,这使他们的法庭策略全盘失败;相比之下,他们在法庭外的舆论战虽然难说胜利,但确实取得一定效果。当初一边倒的谴责李家的舆论阵营被分化成了对立的两派。而本是被告律师的李在珂(被告大魏律师)、赵运恒(被告张某律师)在加入舆论战时,为了证明自己选择轻罪辩护策略的正确,其发言俨然就是公诉方,力证被告方确实曾打人。赵运恒还在博客上向李家律师发出挑战书。李家及其法律顾问指责李在珂说话不负责任,而李在珂则在一审宣判后声称要举报李家及其律师团队泄露当事人隐私(指李某某律师王冉的辩护词在网上公开,泄露了未成年被告的姓名)。这种同案被告律师间的相互拆台到如此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

此案的一审结果凸显了中国刑辩律师所面临的困境,不认罪的李某某与王某(被告中唯一的成年人,自己不认罪,但同意律师做轻罪辩护)被判得较重,而选择认罪、向被害人道歉并积极赔偿的大魏、张某、小魏相比之下判得很轻,尤其是张某和小魏获得缓刑。刑辩律师依据法理、证据与控方死磕,争取舆论支持,这种“站着辩”看上去很美,可往往死得很难看,虽然可能在庭外为当事人争取一定的舆论同情,但却难以为当事人争取到庭上利益,这或许是李家的前两任委托律师无法与李母梦鸽达成一致而选择解除合作的原因。但选择尽量不得罪办案方的辩护策略也令人纠结,虽然能为委托人争取一定利益,但也仅仅是并非最坏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确实是违心地认同控方的指控,并且名声不好,被贬为“跪着辩”或是勾兑派律师。

这是中国特有的控辩法庭力量严重不对等的情形下的刑辩律师难局,在一起引人瞩目案件中若有多名被告,不同被告律师会采取不同的策略,那么往往会激发同案律师间的敌对情绪,有勾兑派害了死磕派的指责,也有死磕派连累勾兑派的担忧。这种情形不仅仅在李某某案中出现,在贵州小河案等其它案件中都能看到。同案被告律师间的“相煎”恐怕又是中国司法的一种特色。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10月11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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