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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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唐慧事件“再调查”的是与非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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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这组报道的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它引起了公众对于量刑是否过重的关注,也引起了舆论对维稳机制何以会影响司法的关注,但它的失误之处更为显著:缺乏应有的平衡,为了突出唐慧上访行为对司法的影响,刻意无视案件最初侦办人员的严重过失;缺乏对体制的质问,而着意贬低上访者个人的形象。

唐慧被劳教案终审宣判,劳教委败诉,公众为此欢呼。还没过一个月,《南方周末》出炉另一个角度的报道《“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下称《再调查》),审思唐慧的胜利是不是法治的胜利,被舆论称为“颠覆性”报道,“剧情反转洗白”型报道。

以往我们在媒体上读到的,差不多都是唐慧角度的故事;《南方周末》这一组《再调查》报道,可以说是从政法人员和幼女卖淫案被告方角度的故事,引述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利于唐慧的。为女儿讨公道而上访7年、两次被拘留、一次被劳教的“伟大母亲”形象,被这篇报道颠覆成为靠哭闹、撒泼、撒谎、伪造证据、靠上访要挟司法部门的泼妇形象。

这两种形象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一方面唐慧确实是位伟大的母亲,她7年的上访就是为了惩治那些害了她女儿的人;另一方面唐慧也不太可能是“温良恭俭让”型的女子,她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她一点都不信任的司法机关,包括通过谎言引媒体注意。

但唐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来都不该是社会反思的重点,社会反思的重点永远都该是:秩序是否公正。除了维稳如何影响司法外,《再调查》还可以引起我们两个方面的关注:一、强迫幼女卖淫案的罪名定性是否妥当,量刑是否偏重;二、此案立案、侦办过程中,究竟司法人员有没有失职、渎职行为,如果有,该受到怎样的追究。《再调查》在这两个问题上有倾向性,总的说来,报道集中于唐慧如何靠各种撒泼手段“干预”司法,使法律的天平偏向了她的一边。

南周这组报道的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它引起了公众对于量刑是否过重的关注,也引起了舆论对维稳机制何以会影响司法的关注,但它的失误之处更为显著:缺乏应有的平衡,为了突出唐慧上访行为对司法的影响,刻意无视案件最初侦办人员的严重过失;缺乏对体制的质问,而着意贬低上访者个人的形象。

案件定性是否有问题,量刑是否过重?

《再调查》不断暗示唐慧女儿乐乐(化名)卖淫没有受到强迫,是在唐慧不断通过上访施压下罪名才由“容留卖淫”上升为“组织卖淫”,再从“组织卖淫”进而上升为“强迫卖淫”,而两个被告死刑、两个无期、一个15年有期徒刑,这样的量刑过重。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案件一开始立案为“介绍、容留卖淫”是有问题的,经过唐慧的上访,才升级为“组织卖淫”。《再调查》并不质疑“组织卖淫”的定性,而集中质疑强迫的定性。这涉及案件细节的一些讨论,而《再调查》引述全是被告方以及因为此案受到处分的民警的话,或是“永州政法系统一位领导”的意见,这使报道缺乏平衡与中立。在缺乏更进一步的信息的前提下,仅根据一份有失平衡的报道,是难以讨论“强迫”是否成立的。

但有关案件的量刑,根据目前的信息(主要是事件对乐乐的影响:11岁幼女3个月卖淫上百次,得性病,有可能影响未来生育,以及精神伤害),给笔者的感觉判决是偏重的。这是《再调查》值得肯定的地方,它使舆论能关注这个问题。死刑判决是最该慎重的判决,唐慧作为母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案件判决应该依照法律,并参考此前相似案例。乐乐的遭遇虽然很不幸,可毕竟不是命案,虽然可以想见对她未来的恶劣影响,但应该罪不至死。中国的刑罚本来就是偏重的,如果参考相似案例都很少见这么重的判罚,那么就可以推断是偏重了。

受委屈的办案民警?

《再调查》引起舆论对量刑的关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报道在描述司法机关与唐慧的冲突过程中,主要集中于描述唐慧的泼辣、狡猾、制造伪证、在法庭上动手打人,以及如何靠上访来要挟司法,对公安机关的问题却轻轻放过。在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所引起的一连串风波中,有三方当事人,组织卖淫的被告方,受害者唐慧一方,另外还有办案的公安机关。被告方已经被重判了,唐慧本人为此也耗费了7年光阴,两次被拘留,一次被劳教(在舆论压力下获释),但公安机关的问题却始终只是在内部处分而已。其实,真正该大力追责的是公安机关的问题。《再调查》似乎已经把公安机关的问题当成“常态”来接受了,转而苛责唐慧的执着上访影响司法。

《再调查》报道里,办案民警显得很委屈,最初接唐慧报案、帮她寻找孩子的民警郭继仪被停止工作两个多月,后来接手此案的民警杨军祥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而前期参与办案的警察几乎全被调查。

如果说在最初寻找孩子阶段警察毫无作为还算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在乐乐被解救到案件立案这段时间内办案警察的作为就很难说是办案技术水平问题。杨军祥在解救乐乐的现场毫无作为,唐慧只好叫了110。那时杨作为办案民警早已知道乐乐年仅11岁,却对她出现在色情场所毫不在意,自行离开,《再调查》里杨的自我辩解毫无说服力。唐慧说后来自己以死相逼才得以立案。而公安方面一开始也仅以“介绍、容留卖淫”立案,直到唐慧“跪见”永州公安局长,立案罪名才变成更重的“组织卖淫罪”移交检察院。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警员魏晓辉未及时抓捕主犯,甚至通风报信,使其遣散卖淫女,致使一被告逃脱4年之久,却仅受党内警告处分。《再调查》对魏晓辉只字未提。

在乐乐案中没有真正被问责的公安机关,在《再调查》叙事下,成了由于被刁民唐慧抓住了“上访”七寸而被委屈的一方,而两次被拘留、一次被劳教的唐慧成了强势的一方。报道丝毫不提公安最初侦办此案的失职之处,却不断暗示这些人是由于受到唐慧上访的压力、为了维稳而被“牺牲”。《再调查》仅关注唐慧的偏执、以及有维稳压力的部门对她的迁就,让当事三方中最有权力、最该承担责任的公安机关显得如同无辜羔羊,这是《南方周末》这份报道最丧失公正立场之处。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08月07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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