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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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贿赂入罪与法律万能主义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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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起立法争议颇为引人瞩目。一起是由刘志军受审引发的讨论:性贿赂该不该入罪,另外一起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常回家看看”是否得当。这两起立法争议表面上毫不相干,但其中总被提起的概念是相同的:缺乏可操作性,于是被质疑为法律万能主义思维。

法律万能主义,顾名思义,指的是这样一种倾向:企图用法律条文来管制一切不正当行为,不仅惩罚有严重危害的杀人放火行为,而且还要约束家庭关系、男女私生活之类基本上属于私德的行为;遇到一切社会问题,首先想到的是用立法来解决。虽然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法律万能主义的信奉者,但在实际立法争议中,我们常常看到它的影子。

法律万能主义背后大概有三种动机在支撑。

第一种是来自集权思维、行政全能思想在法律领域的流毒,是一种对强制力的迷信,这种迷信并不仅限于官方。这种观念简单说来,就是明星成龙引起轩然大波的那句话: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把公众看成待驯服的羔羊,对他们最有效的就是使用强制力来约束,倾向于无限地增加政府的职能、权力以更方便地驯服公众。每增加一条立法,就是在增加政府的权能;如果法律条文能够无远弗届,那么政府的权力也就能伸展的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果法律条文能把更多的义务加诸公民身上,那么在出现意外事故时更容易找到该承担责任的人,于是“皇恩浩荡,臣罪当诛”。如果多如牛毛的各种法律条文使所有人都处在某种违法状态,那么政府就能更方便地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备受诟病的暂住证制度最能体现这种思维方式。

第二种的是来自道德学家的希望用法律提升道德风气的企望。在道德保守主义倾向比较重的人群中,特别重视像孝道这样的传统价值以及性道德,他们希冀能通过法律来维护这些道德价值。人们通常说法律规范的是道德的底线,而这些人倾向于把这个底线标尺向上推,就像美国人曾试图通过“禁酒令”来拯救酒徒。但在这种努力当中,他们不仅忽视了这类法律条文的可执行与否,而且没看到这种强制性义务的铁腕可能扼杀社会关系原有的试验性、灵感与自发性。法律的特征是强制力,而私德领域的特征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自发自愿,法律侵入这个领域常常会适得其反。上述《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常回家看看”就属于这种典型,首先难以执行,而一旦在极少数案例里真正执行起来也会很别扭。儿女往往是出于情感自发、自愿去看望父母,一旦入了法律,成了一种强制性义务,反倒会使这种亲情大打折扣。

第三种是重刑思维,其背后是一种惩罚欲望主导的法律观。很多人以快意恩仇、除恶务尽的心态对待司法,摆脱不了对严刑峻法的迷恋,总是强调“乱世用重典”。主张性贿赂入刑的人常常就是这一类人,他们希望有各种手段来惩罚贪官,而对可执行性、执行中可能带来的危害漠然视之。这与其说是相信重典的威慑力,不如说是潜在的惩罚嗜欲在作怪。在对被害者加以司法救济,与对施害者加以惩罚之间,这些人更看重的是后者。由于执迷于惩罚,这些人总是偏向于加重惩罚力度,加大刑罚打击范围,而对司法程序正义往往不屑一顾,其典型表现是对经济罪免除死刑的强烈排斥,极力反对为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而实施有条件赦免,对“污点证人”一类司法交易不屑一顾。这一类人在文学作品中典型就是金庸笔下的灭绝师太。

法律万能主义的背后,往往是这三种属于前现代司法文明时期的心态:对强制力的迷信,用法律强制私域道德,惩罚报复嗜欲。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而我国还屡屡出现此类争议,说明我们徒具现代国家的外形,在法律思想观念上距离现代法律文明还有相当的距离。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07月07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07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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