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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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案:当疑罪从无遭遇中国国情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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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的旧案——朱令案又重新成为热点。风华正茂的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被投毒致智力残疾,至今全无自理能力,而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一个有官宦背景的嫌疑人孙某一直是民间指认的凶手。这件事由复旦大学投毒案而再度被提起,这证实了集体记忆的存在。有些事情虽然表面上看过去了,但一件相似的案子发生,就把社会记忆从海底钩沉出来,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不曾遗忘。

公众思考是采用一些思维上的经济原则的。就像人们在做决断的时候,如购车,不可能搜集到所有资料,也不可能以全部精力去比较,通常人们会受一些简单原则支配,如品牌,口碑,价格,在几点要素支配下做出决断。

人们在面临社会事件时,也不可能亲自去调查,甚至调查记者的报道(如果有的话)都没仔细阅读,凭借着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常识”,找出几点要素,就做出了判断。而中国社会的“常识”就是:司法系统并不是公正的代表,官员与富人都极容易影响它,另外,与“维稳”有关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也能影响它。于是,凡是牵涉到官、富及其家属的案件,必然出现罗生门,官方说的什么话,都难以被采信。

在此类事件背后,往往还有一种敌视的暗流。在网络意识形态上,官员、富人已经属于另一个阶级。人们的思想感情上,同情心是由近及远慢慢弱化的。我们对自己的亲友最有同情心,最容易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扩大到相识圈子,再扩大到同属于一个城市或乡村的大圈子,这时的同情心就淡化了,直至远在欧美非洲的人,我们的同情心就很弱了。还有一种人,我们对其基本上没有同情心,就是我们划为敌人的圈子。对不同的中国人来说,敌人可能是官员和富人,或是日本人,或是美国人,视三者皆为仇的也不少见。发生在“敌人”身上的灾难,很难引起我们的同情,有时还会幸灾乐祸。刑事案件嫌疑人一旦属于“敌人”圈子,就很难分清某个人是因为他的疑似的罪恶行径受到抨击,还是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

朱令案就是这样一个实例。警方的说法是:这是一个难以找到直接证据的、哪怕有嫌疑人也难以指证的死案;而网络舆论的主要质疑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疑凶,由于这个疑凶的红色背景,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再加上,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之际,官方似乎又祭出它一贯的法宝,删帖、删文,设敏感词,这反而激发舆论反弹,人们自然而然的反应是:你要不是心虚,怎么会封锁。在官方与民间已经存在这种类似“阶级”对立的社会分裂之际,官方还不能放下它的傲慢,还在依赖它手中的权力,还没学会以公众的视角与之沟通,只会使公众的偏见益加固化,“阶级”对立的情感益加强化。

当然,朱令案体现出的现象不止于此。公众舆论本身也出现分裂,撇开那些故意搅浑水的五毛们,在泛自由主义阵营也出现分裂。一方面是众声哓哓已经把孙某认定为凶手,并在美国网页上请愿,要求其驱逐孙某;另一方面是主张对孙某亦采取“疑罪从无”原则,不能未审先判。这体现了另一种对立,理智与情感的对立。

很多人曾经关注过这个案子,如今更加投入,特别是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诚更是翻出陈年记录,将怀疑毫不犹豫地指向孙某,他们是主流。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连岳,这些人对原则(程序正义、疑罪从无)的遵循,胜过对揪出凶手的愿望,反对网络上的民间审判。

那些认定孙某为凶手的人,没办法否认的一点是:他们虽然能琢磨出作案动机,指明孙几乎是唯一具备作案条件的,但没有直接证据,在下毒半年后才接到报案的警方没找到直接证据的说法是合情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的判断体现了他是真正信奉“程序正义”与“疑罪从无”到底有多深的信念,还是仅仅作为口号和工具来使用。

有关程序正义,我们该思考的是:没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机关主导,网民们对孙某的的审判是否有天然的重大缺陷?再掀此案的主要人物贝志诚作为一个局外人对此事的陈述有多少可信性?为什么要相信声称是黑客所获取的信件?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这些信息(暂且不论其真实性)该不该作为证据。

有关疑罪从无,很多人说那是司法机关判决的原则,而不是公众议论时该奉守的。这说得没错,单个公民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因为他的判断不会产生法律效力,所以不需要像公权力那么谨慎。但是否在议论中也谨记这项原则体现了议论者的素质,公众的议论体现了公众的素质。“疑罪从无”作为司法原则,就像很多法律原则一样,有其道德基础,它体现了一种法律文明:即与其冤枉一个可能无辜的人,宁肯放过一个很可能有罪的人。公众在网络上对此案的议论(这是公共领域的谈论,不是一个家庭的饭桌闲言),体现出这种法律文明到底是否已深入到公众下意识的思考层面,还是仅仅停留在需要时就为我所用的口号层级。

这时候我们遭遇到了国情。“程序正义”、“疑罪从无”都是好的司法原则,但是中国的司法机关缺乏公信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性地适用“程序正义”或“疑罪从无”,有可能对孙某这样的有官宦背景的人能想到这些,而对于聂树斌、赵作海这样的人采取严刑逼供。如果公权力依据“疑罪从无”原则维护了这样一批人,那么民众仅有的舆论阵地是否能蔑视这些原则而对公权力所维护的人加以民间审判呢?很多人并没有直面这个问题,但以其行动或态度做了回答。

如果人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朱令案的真相,让真正的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蔑视程序正义的公众审判比警方的刑讯逼供还不靠谱。公众判断很容易受到情感倾向影响,在没有能力甄别信息可靠性的情况下,往往偏听一面之词。如果有的人把朱令案当作工具,旨在进一步瓦解公权力的威信,以期在官民的“阶级”对抗中在舆论上赢得胜利,这又有为了目的而不顾手段之嫌。容易受情感左右的人,或者陷入斗争思维的人常常忽略应有的原则,但这些人的行动能力很强,常常是舆论的弄潮儿。受原则支配的,认为不管是目的还是手段都需要符合正义原则的,其声音往往被淹没,连岳的声音很快被更大声的质疑压下去了。当“疑罪从无”遭遇了中国国情,就显示出社会似乎已经撕裂,对于有官富背景的嫌疑人,很多人刻意忽视了他们本来重视的原则。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06月05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3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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