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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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成瘾的国度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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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5日,因征地问题屡屡带领村民上访的浙江乐清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碾死,死状凄惨,在全国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质疑声浪,微博大显身手,很多人在微博上发出图文并茂的分析,质疑“普通交通事故”的官方结论。此时,被媒体捧为“意见领袖”的韩寒却正处于对自己的的反思中,他写了一篇《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不认同网上那些“被情绪冲昏了头脑”的质疑:“我不相信看图能断案,也不相信看两集LIE TO ME就能判断别人有没有撒谎,至于后来的很多所谓的疑点也越来越牵强”。

后来韩寒在年末总结《我的2011》里写道:“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这或许就是韩三篇首篇《谈革命》的思想背景,他要“杀戮群众”了。

只不过,韩寒几乎很快就被看图断案、视频断谎的群众“杀戮”了。有关韩三篇的尚算正常的讨论很快被一个自称哈维尔的崇拜者带到了“代笔”的轨道,又被以质疑名人而成名的方舟子推波助澜,一时间“意见领袖”几乎成了有学习障碍的骗子。幸亏方舟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质疑派的分析越来越“民科”,而反质疑派的力量越来越强。等到质疑派已经无聊到质疑韩寒身高时,基本上结局已经明暸。

但韩寒“杀戮群众”的想法恐怕暂时要搁置一阵子了,一拨群众差点“杀戮”了他,而另一拨更大的群众拯救了他。群众虽然没有集体思考能力,情绪化,易变,但它的力量巨大,让人难以抗拒。

群众也是健忘的,并不能从韩寒“代笔”闹剧反思。在深圳5.26飚车案里,微博又成了质疑者最活跃的平台,舆论倾向于相信是“顶包”案。好在深圳警方能及时对质疑做出反应,在连续召开三次发布会后,舆论本已渐平息。但一个新流出的视频又成了质疑者的论据。这个视频其实很难算得上质疑的材料,因为视频中出现的是出租车,连牌号都能基本看清,跟本不是肇事的跑车。而其中被录下的女声很不清晰,如果不是发布者故意引导,没有人会认为她说的是“不要说我是司机”。但有些曾在韩寒风波里反对方舟子式质疑的认证微博,竟然也转发这个视频。方舟子曾引导粉丝将韩寒的一段视频认作韩寒自认“代笔”,其中运用的手法与这个“飚车”案新视频传播手法如出一辙,但很多“群众”虽然不受方舟子误导,却选择相信这个“飚车顶包证据”视频。这就应了韩寒在《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所说:“这是你我乐于接受的、希望得到的、符合我们内心对这片土地上时常出现的不公正悲愤的真相。但这不是真相……”

必须说明的是,质疑韩寒“代笔”与质疑深圳警方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质疑韩寒代笔,是对公民私域的质疑,从一开始就是不该发生的故事。而质疑警方这样的公权力,却本来就是纳税人的权利,警方有义务向公众澄清疑点。但两者的共同之处是:个别人刻意误导网民,相当多的质疑者(包括认证媒体微博)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真相”,不假思索地转发传播。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一起有关公信力的舆论事件中都会出现。这就使得本来正常的质疑公权力显得有些走火入魔。

倾向于“阴谋论”也许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诸多名人的意外死亡,如戴安娜之死,总有一部分人认为背后有内幕。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是一个骗局。这其中可能有几种心理动机:(一)、陌生。容易被质疑的,常常是质疑者不熟悉的,例如钱、权潜规则运作,高层内幕,名流私人生活,人们喜欢用戏剧故事填充这些自己难以窥视的幕后世界。(二)、猎奇。传奇性的故事——如戴安娜被英国情报机构暗杀,比车祸身亡更吸引人;(三)、不信任。出于官方结论的不信任,愿意相信更符合自己的认识的说法;(四)、敌意。对于敌对方的任何举动或事件,都从不利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例如台湾曾流传SARS是大陆放出的生物武器,而大陆的地下谣言正好反过来:SARS是台、美联合放出的生物武器;

今天的中国几乎成了一个质疑上瘾的国度,其中主要心理原因是出于陌生、不信任和敌意,这是多年来官民互动中由于官方的高压、遮掩、傲慢、颟顸而逐渐形成的。公众的不信任和敌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平息。但官方仍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陌生、不信任、敌意都可以利用充分信息公开来应对。坦诚布公是消灭阴谋论的主要手段,公权力最有主动权去澄清质疑。除此之外,有影响力的媒体具有调查能力,有一定公信力,既能用来增加质疑的力量,也可以承担释疑的责任。在网络上,有话语权的网络名人亦应像韩寒那样思考,到底顺应公众情绪有什么底线和原则。

要想让中国社会的质疑走上理性的轨道,公权力、有影响力的媒体、有话语权的名人各有相应的义务,其中公权力最有主动权。但由于如今公权力的公信力极低,有的时候会出现哪怕信息已经尽量公开,但仍得不到信任的情况。这就需要有影响力的媒体、有话语权的名人在公权力与公众之间发挥自己的作用。当公权力遮遮掩掩时,与公众一道督促其公开;而当从媒体、名人自身的角度看官方已经足够坦诚之时,就该引导公众接受。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年06月07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2年06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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