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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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话语税”
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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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局变动后,紧接着就是媒体的表态时间,一连串代表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坚决拥护”出现在日报头版上。这并不让我诧异。喉舌系媒体本来就没有大脑,上面换了,它眼睛都不眨地180度转弯,毫无羞赧之色,因为它作为一个宣传机器本来就没有人格。我只是想知道重庆的体制内之人是不是还要写认识、体会。

我最后一次写这样的长篇认识、体会还是在1989年,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算是“体制”内人。离开学校后,也就离开了体制,没有再被强迫表态,以及比表态更为自辱的——写检查。但凡事有例外,在2004年去台湾出差办通行证时又遇到了。彼时距离××功组织被取缔已有5年了吧,但在申请去台湾通行证的表格上却要求填上对××功组织的看法,而以往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却都没有这样的怪异要求。我并不喜欢该组织,但我更讨厌强迫表态,于是避重就轻地说了几句,却过不了审查。当时出差完成公司任务是大事,我不能为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组织耽误工作,于是依照要求写了几句“坚决拥护”之类的话。由于是脱离体制后唯一的违心之语,一直记忆犹新。

我经常想,这种强迫表态于当权者到底有什么用处。过去权力统治是铁板一块、所有人都是体制内人的时候,这种强制的作用是显然的。它背后的力量使人惧怕,屈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能使这种屈服在心理上内在化,成为诚心诚意的顺服。但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游离于体制之外、权力的绝对控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的时候,再来利用权力来强迫别人说违心之论时,除了激起屈辱感与愤怒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强迫表态是一种炫权。但炫权有一个微妙的拐点,一旦起不到威慑作用,就迅速走到它的反面,会激起反抗意识。只不过这个拐点在每个人心中的位置不一样,通常来说对体制依赖越少的人,就越反感这种强制表态。最近新进律师要宣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例。虽然只是一长串誓词中的一句,但还是引起律师界对这种“夹带”的异议。

意识形态部门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许已经完全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或许对强权这杆大棒已经形成了依赖,也或许只剩下了这杆大棒,于是总忍不住借各种机会强迫体制外的人表态。体制外的人难免也要与公权直接打交道,如我之办理赴台通行证,律师之宣誓作为获得律师资格程序中的一部分。权力就利用这种机会来收“话语税”。这个词是王小波发明的,说的就是人在威权下不得不重复权力派发下来的、意识形态正确的话语。缴纳话语税的人用这些意识形态话语掩盖了自己在强权下的雌伏。哈维尔说过,水果商在店里贴上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质是在说:“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

如今学者虽然大部分还在体制内,但已经不怎么缴纳话语税了,至少不被强制公开表态。那些在“唱红打黑”热火朝天时去捧场的专家、教授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为被蒙蔽了,但公众认为他们中的多数是主动献媚。但李银河居然写了一篇《×××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这让一直尊敬王小波的我感到很无奈。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年04月19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2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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