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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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法律救济倒逼信息公开渐入佳境
南都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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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近日颁布,规定明确,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5类案件,法院应该受理。如果是公民认为政府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准确要求更正被拒的案件,法院应该受理。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是国人公共生活的一件大事,至今已有三个年头,现在是客观总结其得失的时候了。而最高法在这个节点颁布《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显然就是在总结得失的基础之上,对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所暴露的一些问题的纠偏。

  回顾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有三大现象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案例呈井喷式增长;二是政府部门推诿乃至拒绝信息公开的理由五花八门,往往愈变愈奇;三是因信息公开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尽管此起彼伏,可立案的并不多,胜讼更是屈指可数。

  解读第一个现象十分简单,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信息公开条例像一缕阳光,激发了公众借此更多更完整地了解自己所关心事情真相的要求,哪怕是那些看似与自己并无直接经济利益的事件,他们也期待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而有了信息公开条例,一些政府部门仍然习惯于置公众知情权于不顾,以“信息不存在”、“属于内部信息”、“保密”、“影响社会稳定”等为借口,敷衍公众,除了权力的某种惯性在发挥作用以外,可能隐藏着谋私的动机,因为只有暗箱操作才会使本部门或者小圈子的利益最大化。

  至于信息公开引发的民告官案立案不易、胜诉更难,一方面反映出司法的不作为;另一方面也由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案件,直接的法律依据不多,司法机关在受理、审理、判决等各个环节经常面临无规则可依、标准不易统一等困难。

  在这三种现象的映照之下,信息公开条例的尴尬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看似为保证公众监督政府打开了一扇门,但你只有在真正准备推开它的时候才会发现,在其前面还隐藏着厚厚的壁垒。

  导致信息公开条例面临尴尬的原因很多,如它只是行政法规,位阶过低,政府既是这一法规的制定者,又是受其制约的对象,条例未曾明确规定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相关法条的模糊也为其实施增加了不少困难等,而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应该是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条款。

  尽管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不予立案的裁定却严重制约着法律的有效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公民通过诉讼逼使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努力无法得到法律救济,条例规定再多公民的权利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重要意义就在于为公民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救济通道。尽管立案不等于胜诉,但立案总是确保公民知情权不受损害的第一步,司法程序的畅通也必然会对公民获得实质正义而奠定基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突出了政府部门的责任,这对矫正公民权利相对于公权力的弱势地位,化解政府信息公开中双方信息占有的不对称格局势必起到积极作用。

  作为一项世所公认的行政法原则,以政务信息等为内容的行政公开的必要性毋庸赘述,道理人人会讲,关键在于落实。我们期待有效的法律救济能够倒逼一度让人灰心的信息公开渐入佳境。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年08月16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1年0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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