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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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自我救济能推开政府信息公开的大门吗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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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将非典到汶川地震等一系列社会公共事件中,政府从对信息公开的遮掩教训到适时公开信息的坦诚透明,视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节点。这些公共事件作为信息公开的重要推力,促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最终制定颁布。条例施行一年多,法律执行的现实境遇却令人尴尬——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向南阳市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内容多为要求政府公开“三公”消费。结果申请不但没有实质性回复,他更是被有些单位怀疑是间谍。最终,王清或通过行政复议或走司法途径,最终拿到了最后一份回复。

  有国家法律明确支撑的公民正当权利诉求,却遭受权力的推诿乃至质疑,王清无奈的遭遇显非孤本——被称为“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的湖南汝城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案,一年过去遭遇的却是司法部门令人不安的沉默;邯郸成立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小组,向政府59个部门发函,同样要求公开公款消费等“三公” 消费情况,却仅有几个部门给予了回复;更多的,则是基于自身权利受到影响,而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案例,比如因征地、拆迁补偿,而要求政府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信息公开。

  令人不安的却是,人们面对政府信息公开遭遇的无力,除了政府部门对要求公开信息的语焉不详,抑或“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是沉默以对,一些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而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例,更是前景黯淡:北京市高院发布的信息显示,自《条例》实施以来审结的9起案件中,均遭驳回、不予受理或撤诉,没有一起进入实质性审查程序;上海自2004年试行该制度至2008年底,400起信息公开诉讼中,只有1起政府败诉。

  各种案例似乎正在表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实施的难度,远远大于了制定的难度。公民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行使正当权利的成本正越来越高,而对权利的救济却越来越弱。就像王清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及纳税人,希望对政府“三公”消费有所了解,并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却反被当地部门质疑为间谍, “家门口也突然出现一些陌生人,晃来晃去,打听情况”,甚至有接待领导对他说:“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权力对信息公开不以为然的普遍生态由此可见一斑。

  无奈,最终王清只有通过行政复议或司法途径,拿到了最后一份回复。而即使是这些让权力部门勉为其难拿过来的回复,却依然对他所申请的事项,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称“无依据公开”,可以说没有一份完整的答复。而这,却耗掉了他半年的收入。正当权利诉求竟遭遇如此高额的维权成本,可悲的却是,王清竟还是众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者中的幸运儿——与其他经历诉讼程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么被驳回,要么不予受理的境遇相比,王清至少通过司法等程序得到了政府的最终回复——由此更可窥见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司法对公民权利救济的无力。

  很大程度上,目前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就这样停留在了公民对权利的自我救济上。就像王清通过他个人精力的大量付出,“被起诉单位多少会有些收敛,政府部门也会下发一些规范文件”,其他人再去政府部门要求信息公开就相对容易了。但始终无法规避问题的却是,这种期望通过个别公民以个人公益的形式,达到政府部门最终信息公开的目的,仍然显得太过缓慢和弱小。一如此前众多维权者动辄遭遇政府部门“信息保密”,抑或“信息不存在”的回复一般 ——这也是众多信息公开案件被法院驳回或不予受理的重要因素。很显然,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公民权利自我救济,正遭遇着类似“保密”字眼的肠梗阻。而这,显然是公民的自我救济难以疏通的。

  而要真正打通这些关节,以使公民在自我救济中,不至遇到这些法律的肠梗阻,就应对《条例》未经明确抑或模糊地带进行具体化的修改。比如有专家就指出,应将“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作为基本原则,在《条例》中明示,以此增强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强制性。也唯有通过这些针对法律具体化的修改,才能最终让公民权利自我救济,真正推开政府信息公开的大门。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来源日期:2009年08月14日       本站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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