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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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僵持郴州
新条例出现两种解读,黄由俭申请公开公司改制调查报告,汝城县政府称其不在公开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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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湖南汝城县政府因不公布相关资料被黄由俭告上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为信息公开后第一起相关诉讼案。 本报记者 孙旭阳 摄
  黄由俭要求汝城县政府公开对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遭拒后将政府告上法庭。    本报记者  孙旭阳 摄

  ■ 核心提示

  5月4日,黄由俭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因为湖南汝城县政府不公开相关资料,他将其告上法庭。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第一起相关诉讼案。

  黄由俭,一名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普通的退休职工,长久以来他不断向各政府机关反映,该公司改制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后他发现县政府曾对公司改制做过调查,遂要求公开报告,遭到县长拒绝。

  至今法院仍未立案。

  但这并不妨碍成就“信息公开第一案”的社会意义。黄由俭用行动告知社会,条例实施后,打造阳光政府依旧存在艰难险阻,公民只有倾一己之力维权,政府形态才会变得更合乎理想。

  一条红幅横在清冷的汝城县政府门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起实施”。

  黄由俭在5月1日上午7时看到横幅后,立即回去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他希望这个条例能为他多年的“战斗”画上句号。

  黄由俭连续5年,向各政府机关反映,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改制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他的不断上访,换来一场汝城县政府对改制进行的调查。

  如今,他希望政府将调查报告公之于众。

  常年和政府打交道的黄由俭,深知让政府公开信息的艰难。他写完申请书后,又起草了一份状告县政府的诉状。

  5月4日,黄由俭向县政府提请公开调查报告,遭到拒绝,当天下午他将诉状寄往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为求医保5年上访

  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改制,取消职工医保,黄由俭等一干退休老职工不断向政府反映情况

  黄由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他每次上访的经历和心得,时间具体到分钟。

  从2003年起,黄由俭开始上访,其中赴县政府上访36次,赴郴州市上访5次,赴长沙上访3次,赴京上访2次,都没有讨到说法。

  曾经参加过越战的黄由俭,将这些上访经历喻为自己的第二场战争。

  黄由俭69岁。7年前,他从汝城县自来水公司退休。

  汝城县自来水公司原本是家每年上缴利润40多万元的国有企业。2002年11月25日,公司与郴州市联合工贸有限公司合作,改制为一家国有和私人同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改制后,53名职工下岗,剩余50人每人出资2万元入股。

  并且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职工,其医保均被取消。原公司经理何稳林退休后,只有400元收入,因没有医保,身患气管炎的他,每顿都以萝卜丝就米饭。2004年5月2日,没钱看病的他离世而去。

  黄由俭说,他们这些自来水公司退休职工都从何稳林身上看到自己的明天。于是,由黄由俭牵头,联合了一些其他的公司退休职工,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

  在约5年的上访中,黄由俭等人的申诉要求,一直在各级政府之间流转,而始终没有一个合乎他们心愿的回复。

  向政府申请公开报告遭拒

  黄由俭通过个人渠道得到县政府调查报告,发现许多内幕,遂要求政府公开

  多年不懈地反映情况,让黄由俭有两个收获。第一是在县政府的干涉下,公司恢复了职工们的医保,虽然每月只有50元,但看大病已能报销。

  第二个收获是,县政府开始对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进行调查。

  黄由俭起先也不知道这事。去年9月初,他同其他几名退休职工到郴州市信访局,询问结果。在那儿看到了一份汝城县政府关于调查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回复。

  “因为老黄等人闹得太厉害,郴州市政府才令汝城县政府进行调查。”该县建设局一位官员说,县政府早在去年5月就让建设局先调查,6月又组织了县政府经研室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

  从这份回复上,黄由俭看到了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的公司内幕。其一,郴州联合工贸有限公司参与自来水公司改制时,所谓投入的4248万元股金,审计局“没有发现任何付款收据和转账依据”。

  其二,自来水公司签订改制合同不是由公司法人代表签署,而是由其主管单位汝城县建设局的局长签署。

  其三,改制合同中还有不合理的规定,自来水公司利润率在10%以内时,全部归私营股份;超过10%后,国有股才参与分配。

  并且,汝城县城镇饮水工程项目争取的国家拨款650万元,也被私有股东据为己有,调查认为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汝城县政府向上级单位做的调查回复中这样写着,自来水公司改制后,“财务管理混乱,私有股东侵占国有财税资金的现象较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自2003年到2006年,先后提走597.53万元,导致该县供水设施维修和扩建都成问题。

  看到这份回复后,上告5年的黄由俭感到振奋。很快,在一名县政府官员的帮助下,黄由俭又拿到县政府经研室《关于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复印件。

  但现实很快又让黄由俭沮丧。这两份“偷”来的政府资料,给自己上访带来的最大补益,只是在材料中多了16页A4纸。因为都不是政府正式公布的文件,律师告诉黄由俭,即使上法庭,这些资料有无证明力都是问题。

  所以,黄由俭很想在一个权威平台上,将县政府经研室关于自来水公司改制真相的调查报告公之于众。

  借助新条例起诉维权

  黄由俭第一时间状告县政府不公开信息,县长廖桂生认为调查报告不在信息公开范围

  黄由俭知道政府要实施信息公开条例是在今年3月。当时自来水公司一位退休老干部在广东卫视中看到宣传片,转述给老黄。

  黄由俭顿觉眼前一亮。他看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兴奋地一晚上没睡。

  在长沙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指导下,黄由俭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做了3种形式要求:将调查报告通过西安电视台、汝城县政府公众信息网或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公开发布。

  5月4日上午,黄由俭等人见到了汝城县县长廖桂生和一名副县长。他们谈了3个多小时,最后,县政府还是回绝了他们的申请。

  事后,廖桂生对媒体解释原因,“该调查报告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的,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

  “我就知道会被拒绝。”黄由俭说,他对县政府的表态并不意外。

  “告!马上告!”4日下午,黄由俭等5名原告来到汝城县法院,递上《行政起诉状》,要告汝城县政府,后被告知“超出管辖权”。

  于是,趁邮局没下班,黄由俭将起诉状改了几个字,用特快专递发往郴州市中级法院。

  黄由俭诉讼的依据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1条规定,“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情况”,应该由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布。

  但是县法制办主任邓先聪认为,在整个条例中,只规定乡镇企业承包、租赁、拍卖的情况需要公布,并没有涉及国企改制。

  而且,调查是由汝城县政府经研室———县政府办公室的内设部门所做,其原本为领导决策参考所用,并不能代表政府立场。邓先聪说,“即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调查报告也没必要公开。”

  汝城县长廖桂生对媒体表示,黄由俭申请的调查报告不属于公开范围,同时 “调查报告”在去年已“交给”当事人,处于公开状态。

  廖桂生并没有透露是谁,通过何种方式将报告“交给当事人”的。记者对县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县政府并没有将报告正式转交黄由俭,黄由俭从个人渠道获得报告的说法属实。

  政务公开的基层困惑

  县政府政务公开办主任肖旭觉得,“条例”规定得过于笼统,对公布的内容和程度,基层很难把握

  肖旭是汝城县政府政务公开办的主任,同时也是政府办的副主任。

  肖旭表示,汝城县政府信息的目录编制和公开工作,已完成了一大部分。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则给基层工作带来不少难度。

  “规定得过于笼统,对公布的内容和程度,基层很难把握。”肖旭说,这就导致在被黄由俭起诉后,县里只能向上面求助。

  而且,肖旭认为,黄由俭要求公开的是去年的调查报告。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此报告也不在公开范围。

  汝城县政府一位官员表示,对既往政府信息的披露,还牵扯到官场的潜规则。“一般来说,现任领导都不想涉及前任的问题。”

  以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改制为例,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已调到郴州市任职,改制后的一位私有股东,其胞兄当时在郴州市委工作,现在又在湖南省政法委任职。

  “这个烫手山芋谁也不愿接。”这位官员说,“把历史问题让现任承担,也不公平。”

  “我们就是要让政府公开承认错误,这样也值了。”和黄由俭一同参与起诉县政府的退休干部胡桂生说。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尚未做出受理此案的决定。黄由俭说,他会高度关注事情进展,并不会轻易放弃。

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四大难题

条例中未规定公开官员财产,问责不明确,以及部分规定过于笼统;专家称一部条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这部法规被学界认为是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一步。但是,部分学者和基层法制工作者认为,在当前的法律和行政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还存在不少疑难问题。

  「难题一」

  官员财产何时被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莫于川认为,条例的价值和意义不容质疑,但也不能“过高期望”,“一部条例不可能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的所有问题。”

  莫于川说,在起草条例的过程中,专家组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协调与政府权力部门的共识,而为了使条例顺利通过,“不少地方就折衷处理了。”

  新浪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7.5%的网民最希望看到的政府信息,便是“官员财产情况”。但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并无此项内容。

  莫于川解释说,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草拟过程中,专家们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还是因为阻力过大,时机不成熟而放弃。

  「难题二」

  公开哪些,心中没数

  除条例规定公开的信息外,地方政府领导人对行政事务的决策过程、对人事的安排等,也为广大民众所关心。但在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却并非产生于政府,而是来自党委和人大等部门。

  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保密法》、《档案法》都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位法,在此两法没有调整修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于是出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规定有过于笼统现象。

  湖南省汝城县政府法制办主任邓先聪说,“现行条例太具指导性”,使基层政府机关在执行时“吃不透,拿不准”。该县5名退休工人申请政府公开一份国企改制的调查报告,县政府拒绝后被起诉,只好向上级部门求助,询问“按照条例,究竟是否该公布?”

  参与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专家透露,条例的一个作用,便是为数年内可能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探路。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都将被立法者作为研究依据。

  湖南省官员透露,该省已经注意到条例实施过程中难以掌握的问题,准备在今年10月份出台实施细则。根据记者对河北、河南等地法制部门的采访,为条例制订事实细则,已迫在眉睫。

  「难题三」

  条例实施流于形式?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前,莫于川曾对记者表示,很多地方对条例的准备工作严重滞后,存在形式主义,“让人忧虑”。条例实施后的一些事件,证实了他的判断。

  5月5日下午3时,上海律师严义明来到河南省环保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严义明在办事大厅等了半个小时,对方才收下了他的申请书。在此期间,数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道归哪个部门管。”

  而事实上,原国家环保局早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要求各地环保部门做好信息公布工作。在河南省环保局的遭遇,让严义明感到很意外,“最早着手准备的环保部门都这样,其他部门可想而知了。”

  “地方官员对条例真正抵触的不多,但重视往往不够。”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莫于川赴各地,对数千名官员进行条例实施前的培训工作时,就已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问责机制不明确,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王德禄对媒体表示,这样实施条例只能更多依赖于官员的行政良知。

  「难题四」

  中央垂直部门如何公开信息?

  汝城县法制办连主任在内只有4人,县政务公开办公室主任肖旭说,根本无暇编制信息公开事项,而政务公开办公室则隶属于县政府办公室,与政务中心联署办公,“编制一直要不到,所以没有信息公开的专职人员。”

  汝城县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从河北、河南和湖南等省了解到,大量信息公开的专业工作因为政府缺乏人手,都由下属部门自行处置后再上报。

  “这样官员会不自觉地维护自己部门利益。”律师严义明认为,信息公开需要更客观的平台和人员。

  而且,有专家指出,国税、海关、金融等各中央垂直部门的各种信息,因行政体制的条块化,与地方政府的发布平台,形成不了有效的对接。对于这些部门的信息公开,该找哪个责任人,不仅公民不知道,即便连一些基层政府的官员也不清楚。

  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一位官员说,一些垂直部门形成部门利益权力化,在以往推行依法行政的工作中就已碰到过困难。如今实施的信息公开在垂直部门中将又会是一个难点。

  湖南汝城县官员肖旭说,湖南省已部署设立政府发言人等岗位,进行新闻发布与信息披露的双重工作,以弥补各部门对接不畅的问题。但前提是,垂直部门必须与地方政府达成公识,形成协调互动机制。

  ■ 链接

  规定公开的政府信息

  1、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4、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5、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

  6、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7、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

  8、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9、扶贫、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情况;

  10、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11、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2008年05月13日       本站发布时间:2008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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