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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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务员加薪的思考
山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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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朱海就先生商榷

  看了朱海就先生的谈话《大部分公务员应该裁掉》,很多观点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

  一、对几个问题的释疑

  (一)公务员从事的是什么性质的活动?

  朱海就说,“公务员只是从事了“消费”性的活动,即花纳税人的钱,而不是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即他们的收入不是通过“交换”的方式实现,因而并不创造价值。由于不创造价值,公务员的收入应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才是正常的,但在我们国家,公务员的收入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还有什么理由要求再加薪呢?”

  这段话有三个明显的硬伤。

  (1)公务员从事的活动,不能用“消费”来定性。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公务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在西方国家,“公务员”一般是指通过非选举程序而被任命担任政府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世界各国现代公务员制度对待公务员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小范围的公务员,以英国为代表;二是中等范围的公务员,以美国为代表;三是大范围的公务员,以法国为代表。英国称文官,美国称政府雇员。中国的公务员有点“中国特色”,包括了法院、检察院的人员。

  那么,公务员依法履行什么公职呢?这由公务员供职的政府的职权、职能决定。04年宪法第八十九条,授予国务院十八项职权,概括起来,政府的四大职能是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公共职能。公务员分为综合管理、专业技术、执法三大类,就是在这四大个方面从事活动。也就说,公务员是依据主权者授予的权限对国家实行管理的管理者。

  管理不是“消费”。管理在企业中是不可缺失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比喻为乐队的指挥。管理对国家而言,也有类似乐队指挥的功能。起着保证主权意志能得到落实的组织、协调、指挥、执行、监督的作用。

  管理不创造价值。但是,管理可以放大或减少价值。现代管理之父彼德.F.杜拉克精辟的指出,管理的效益不在内部体现,要在外部体现。比如一个企业,管理的效益要在该企业的产品在社会上的认同度、市场的占有率上等等体现。好的管理是价值的增速器,坏的管理则是价值的减速器。同样,国家管理的效益,要从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等等方面来体现。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已经诠释了一个好的政府的管理的作用,这里就不赘言了。

  (2)不是只有交换才能创造价值

  马克思曾说过,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体现。但这仅仅指的是商品,并没囊括人类的一切活动。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可以用商品的价值来衡量,用交换的方式来体现。比如,军人、外交人员、公检法人员、教员、科学工作者、体育工作者、文学工作者。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埃里克·白兹格,美国科学家威廉姆·艾斯科·莫尔纳尔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W·赫尔,在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对今后的医疗、通信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现在没一毛钱的作用,也没有交换,能说没有价值吗?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价值也绝不是在几十元交换一本书中体现出来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也有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3)不创造价值的人收入就应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吗?

  按照这个逻辑,上层建筑、精神文明的从业人员的收入统统应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世界的“世情”也没有任何一派的经济理论做为依据。马克思曾对巴黎公社的分配制度给予肯定,有那么点意思。可惜,巴黎公社最后失败的命运,无法证明马克思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就拿朱先生从事的大学教授职业来说,这几年稳居国民收入的第一方阵,与私营企业主、国企高管、金融业高管、文体明星并驾齐驱。成为税务部门重点监管个人所得税的对象。

  大学教授的收入可能还包括了一些不务“教”业的其它收入,但正常的工资之高也应该是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乃至公务员的水平。大学教授创造了什么价值?通过什么交换实现了价值?别说收取了高额的学生就读费,这比起国家对大学的巨额投资,是小巫见大巫。大学教授工资高,世人能理解,国家对大学给予巨额投资,明白人也能理解。杜拉克盛赞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独占各方面的鳌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大学的巨额投资,保证了科技人才的绝对优势。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也是花了纳税人的钱,拿着比公务员高得多的工资的大学教授,有什么资格指责公务员的收入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二)大部分的公务员应该裁掉吗?

  朱先生说:““加薪”有一个起码的前提,那就是政府部门所提供的服务是市场必不可少的,也是市场中其他企业或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即“人们一定得养”,但是,实际上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大多是社会可以提供的,甚至效率更高,这意味着多数公务员职位没有存在的必要,既然连职位的存在都是没有必要的,还谈什么加薪呢?该裁掉才对啊。”

  公务员队伍中确实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应该整顿、精简,这是对的。政府的职能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某些管理和服务能交给市场的就交给市场,这也是对的。但是,说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大多是社会可以提供的,甚至效率理高,这有点武断,也不正确。政府的四大职能,整体上来说,不是“社会可以提供的”。它是天生俱有,与身俱亡。比如国防、外交、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产业政策,生产安全监督、检疫检验、经济活动数据统计处理、农村街道的基层管理等等。目前看来还没有谁可以提供的可能。

  其实,政府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卢梭在现代政府的奠基之作《社会契约论》中说:“什么是政府呢?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两者得以互相适合,它负责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我们无须纠缠于这些罗索的名词:只要把政府看做是国家之内的一个新的共同体,截然有别于人民以及主权者,并且是这两者之间的中间体,这样就够了”。这也就是说,政府主要是使人民与主权者(在我国就是享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两者互相适合。如果有谁能替代政府与这两者的联系,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退出历史舞台好了。

  至于说到大部分的公务员应该裁掉,朱先生没有给一个量化的指数。看过一位专家的宏论文章,说公务员走了百分之九十都不要紧。不敢妄加揣测朱先生的“大部分”也是百分之九十,就算百分之六十吧。真要裁掉百分之六十的后果会是什么样?不好说。不过,并不遥远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党政机关裁员,可以做个参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在伟人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打倒阎王殿,解放红小鬼”,这大概就是专家们期待的“大部分公务员应该裁掉”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后果,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破坏有多么严重,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在看来,伟人毛泽东的气魄还没有我们的专家教授大,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斗、批、改的第三阶段,制定的政策是三分之一留下工作,三分之一进五七干校或农村(这些人视工作需要随时可以回单位),三分之一的进行退休、调离、开除处理。真正被裁员的“公务员”大约是百分之三十左右。远不及专家教授设想的要裁掉百分之九十、六十的目标。

  那位说可以裁员百分之九十公务员的专家后面补了一句,空缺的位置完全有人补上来。这样的设计,毛泽东早也做过,毛泽东在卑贱者最高贵,高贵者最卑贱的著名讲话中,曾说,雷锋要是不死,可以当个好部长。他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从工农业著名的劳模中抽调了一大批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之中。陈永贵、孙建、尉凤英、李素文、吴桂贤。这些令人永远尊敬的劳模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班子。陈永贵曾激动的说,工人、农民如何在革命胜利后,参与掌权?这个问题马克思没解决、列宁没解决、斯大林没解决,毛主席解决了。结果怎样?令人扼腕。如果他们没趟这个混水,留给后人的尊敬会更隆重。

  很多事情不能假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假设按专家教授所说,裁掉大部分公务员,那结局一定比文革还差。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

  (三)给公务员加薪本身就是腐败吗?

  朱先生说:“在没有合法程序的情况下,给公务员加薪本身就是腐败,因为这相当于公然地增加权力租金,使权力获得更多不该得的收入。因为权力导致腐败,防止腐败的最彻底做法,就是消除权力,当然,退一步是约束、监督权力,公开公务员的收入,以及政府的各项收入支出。”

  这种指责没有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工资调整的规定是:第七十三条“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第七十五条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

  不知道朱先生所说的合法程序是什么?是没有开听证会?这无法可依。是没有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公布?这也无法可依。以后政府可以采纳这两方面的意见,但那是修法以后的事情。现在就根据乌有的“合法程序”来指责是腐败,未免太滑稽了。

  对“给公务员加薪就是腐败”,我倒有个相反的观点。当下不给公务员加薪才是腐败。理由是

  (1)根据公务员法,“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此番公务员加工资与上次加工资相隔九年之久,是不是正常的增长机制?如果不是,就是失职?

  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2006年的工资水平应该与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九年过去了,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知发展、进步了多少,为什么公务员工资水平还停留在2006年水平?是那时明显高于不协调、不适应,还是现在明显低于不协调、不适应?总而言之,是失职。

  (2)当前我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比如,习大大的基本工资七千多元一月,不与外国元首比,就是与国内高收入的第一方阵相比,也相形见绌。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公务员的工资除了基本工资还包括补助、奖金、福利。基本工资是国家规定的,刚性的,不能随意改动。而另外三部分由地方政府发,随意性就很大。有的地方的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很高,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加大了其它三项的投入。有媒体称,有的地方其它三项之和是基本工资的四倍,这就加大了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差距。加大了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收入与不发达地区一般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不发达地区的一般收入者指责发达地区公务员收入过高,让不发达地区的公务员躺着中枪。总之,弊端很多。同时也隐藏了腐败。中央政府如果不采取措施增大基本工资在工资总水平的比重,同时减少某些地区虚高的补助部分,限制地方的随意性,那就意味着容许地方政府的随意发补贴。这也是腐败。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给公务员加薪,方案中有限制地方政府补贴的内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3)基层公务员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基层公务员工资偏低,在种种不同的理由驱动之下,必然会走上“打擦边球”牟取灰色收入,或者违法贪污受贿之路。高薪固然不能养廉,低薪更万万不能养廉。从这几年媒体披露出来的基层公务员多吃多占、小金额的索拿卡要、局长离奇失踪(后来查明是躲债、做生意等)大多发生在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公务员收入不高地区。十年前曾到浙江一小县城的建筑工地,中午快到吃饭时,县工程管理部门来检查,我以为是来蹭饭的,工地人员说不会,这不是内地。这些人收入够高了,犯不着为一顿饭丢了饭碗。现在那些地方吏胥的吏治如何?大概比内地更上层楼了。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大清政府给“公务员”发低工资,照样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统治。殊不知,朝庭默许地方政府采用“火耗”、“浮入”、“勒折”、“陋规”等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将朝庭应负的负担全部转移到百姓身上。官吏并不穷。苦的是百姓。默许基层的腐败是更大的腐败。

  (四)质疑几个小问题

  朱先生通篇高论不少,要质疑的地方太多,数不胜数,简单质疑几个小问题吧。

  (1)“加薪有悖于“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政府的规模应该缩减,现在的政府已经很大了,如果再加薪,那么显然意味着政府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这与市场化改革要求背道而驰。”政府规模的扩大与公务员加薪有必然联系吗?规模缩减与加薪二者不可兼得?

  (2)“公务员的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属于特权收入,或权力租金,”凡一个结论必须具有普遍适用性。请问,世界各国,包括一些人心目中最民主的美国,公务员的收入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那也属于特权收入?

  “考公务员正是奔着特权所带来的租金去的”。如果随着党中央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公务员的特权没有了,是不是会出现无人报考的现象?那时的报考者是不是都是学雷锋的志愿者?

  (3)“因为权力导致腐败,防止腐败的最彻底做法,就是消除权力”,英国阿克顿勋爵最旱提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朱先生主张用消除权力的办法来防止腐败,算是创天下反腐败理论之新了。请问,谁用什么来消除权力?世界各国中廉政排名最靠前的丹麦、瑞典、新西兰、新加坡,他们的腐败微乎其微,这些国家是不是“消除了权力”?

  (4)“公务员的收入应该是多少,取决于财政预算,要走法治的程序,不能由政府自己或某些人大代表说了算”。无语。朱先生又创天下公务员收入理论之新了。

  二、对几个问题的反思

  (一)公务员为何集体失声?

  网上反对公务员加薪的文章很多,却很少看到公务员主张加薪的文章。是公务员都不上网?是自觉理亏,工资够高了确实不应该加?,是觉得不屑一驳?是觉得反正公务员不是我一人,天塌下来长子顶,与我无关?还是觉得要相信组织,相信上级总会解决这一问题?。后一种情况可能性居多。这反映出公务员思想的堕性和观念的落后。首先,对政府的法制建设是不利的。某些公务员对新形势下的法治政府的内涵认识不够。尊崇的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官本位”观念。习惯于人身依附。自认为自己是官家人,官家不会不管官家人。而在某些地区,官家确实也把吃财政饭的视为“官家人”,捐款集资官家人要无条件“自愿”,征地拆迁,官家人要负连带责任。谁要你吃的是官家的“饭”。正是这种上下都有的官府观念,使公务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集体失声。

  看上级脸色办事,按组织要求说话。不参与公务员加薪的讨论也就可以理解了。公务员组织纪律性强是好事。但思想活跃,勇于担当也是新形势下时代赋予公务员的责任与义务。其实,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也是普通劳动者。你们雇佣于政府,完全可以在守法的范围内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捍卫自己的权利。看到希腊的、西班牙的、英国的公务员走上街头诉求自己对工资待遇的不满,我想,中国的公务员即使不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用别的办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中国政府的法制建设一定会迈出巨大的一步。其次,思想的堕性也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在网络舆论阵地上,你不发声,别人就会发声。任由一些哗众取宠之人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对舆论导向不利,对民智的开启也不利。

  (二)“呛官现象”为何成了风气时尚?

  这几年,国际上出现了“弱欺强”的现象。菲律宾、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屡屡给中国制造麻烦。个中原因,世人自有评说。而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呛官现象”。以呛政府、呛公务员为时尚。公务员动辄得咎。上街扫大街是做秀,不上街扫街是懒政。城管强力清除占道经营小摊贩,是暴力执法,城管排成一排微笑注视着占道经营的小摊贩又是作秀执法。基层公务员抱怨工资低,工作累,立刻就有人呛声,“嫌工资低,就走人呀,多的是人做。”公务员为什么不能回答,“你有本事就去考呀”?这是因为,有理说不清。我有个在交警部门供职的亲戚,单位规定上班必须穿警服。她宁可到单位后,在窄小的私家车里换装,也不愿意在家穿。问她原因,回答是行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点小纠纷。穿便服我可以和对方讲理,穿了警服,我有理也成了没理。

  这就是目前社会上“呛官”的真实写照。民众似乎永远同情弱者,不论这弱者是否伪装、是否有理,是否违法。平心而论,官能畏民是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任何事都有个度,超过了就将走向反面。毕竟我们还是个法制社会。

  呛官现象为何现在如此盛行?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呛官现象是社会走向民主与法制成熟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英国、法国在十八世纪的变革、革命后,都出现过呛官现象。现在,这些国家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素质的提高,国家法律的健全,民众不愿意,不喜欢,不屑于这一套了。呛官的现象大大减少。而且,呛官的对象也仅仅限于政府高层领导,没有呛公务员的。反倒是华人社会,两岸三地频频

  出现呛官现象。二是,与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办事透明度不高,诚信度不高、执法犯法有关。留有让人想像的空间,不呛也不行。三是,政府的软弱助长了呛官现象。台湾当局领导的软弱导致了“太阳花”越开越盛,几乎收不了场。我们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软弱、处置不当,导致“医闹”、“飞闹”频频发生。现在有种说法,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于是“好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发展成“会闹的孩子有奶吃”。

  有人调侃说,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闹分配”。谁闹得凶,谁就分得多。呛官是闹的前奏。舆情绑架了政府,维稳使政府进退失据。如果政府在法治社会建设上更进一步。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官”,也不能有法不能责的“众”。让无理取闹者得不到好处,呛官现象自然会减少许多。

  美国的警察对民众的服务那叫一个暖心。但他在执行公务时,谁敢违抗命令,呛他,那就是自讨苦吃。曾经发生过一事,警察要一中国大爷站住,中国大爷没当一回事,被警察一个熊抱制服。在中国,这事可能要炒作得警察下岗。可在美国,大爷差点被罚。念其是从中国而来,从轻处理。

  (三)当下知识分子为什么越来越浮躁?

  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不甘寂寞。以至于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进入二十一世纪,浮躁几乎成了我国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共有的通病。浮躁得忘乎所以,浮躁得丢掉常识。比如“公务员的收入应该是多少,取决于财政预算”、“防止腐败最彻底的做法,是消除权力”,这类大学生考试都要判错的题目,居然能从教授口中说出。太浮躁了。

  知识分子浮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让知识分子能畅所欲言过头了是一方面,知识分子遵循儒家倡导的入世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藏其身,勇于发声过多了也是一方面。但,这些都不应该是浮躁的必然动力。毕竟,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还出现过从韩愈到范仲淹、从朱熹到王船山,以至王国维、陈寅格杰出的人物。

  当下知识分子的浮躁,根本的原因是精神信仰的缺失。很难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做学问方面坚守了什么精神信仰。是西方的“用论据说话”,还是中式的“实事求是”?这些人也许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只可惜“读书只为稻梁谋”,追求功名利禄的最大化、追求曝光率、点击率让他们迷失方向。所以屡屡犯错,丢人显眼。这边院士刚刚断言“地沟油一般企业提炼不出来。”那边警方就破获了一地下黑工厂产供销地沟油产值过亿元的大案。

  前不久,有62学者建议用胡适的思想来清理我们骨子里流淌的文革血液。这话言重了。但用胡适做学问的操守来治理当下的浮躁很有必要。胡适是敢讲话的,自诩为“哪有先生不说话”。既敢批评共产党,也敢批评国民党。但他对立言之慎重、之负责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胡适曾对喜欢议论者说“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话语很柔,分量千斤。值得每个立言者三思。胡适本身就坚守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操守。他也有说错话的时候,说错话的地方。但他知错能改。而且,“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有了这点,当下知识分子中的浮躁就会少了许多。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cx/20150129119708_all.html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5年01月29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5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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