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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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动车追尾事故亟须矫正的是权力惯性
南都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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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40人!当我们写下这个数字的时候,不知道它在新的一天还会不会上升。

  几天之前,40还不是这样一个冷漠的数字,而是我们的父母、丈夫、妻子和儿女,他们乘坐的是安全系数最高的交通工具,是在感受相关部门一再宣称的“奇迹”,但就在那一瞬间,鲜活的生命突然只具备了统计学的意义。

  “动车的实名制原来只是为了事故之后的统计方便吗?”这样的斥责似乎过于情绪化了,但这种情绪建立在对事故性质的判断基础之上,因为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在人祸酿成的巨大灾难面前,不仅一些貌似客观、理性的言论显得格外冷血,而且就是“让逝者安息,为生者祝福”的祈愿也骤然变得虚伪,亲人无端遇难,现在他们亟须的是空洞的祝福吗?既然死于人祸,逝者又如何安息?

  不得不承认,与煽情和强调理性相比,面对无法接受的动车追尾事故,公众更多地被愤怒的情绪所主宰了。这种愤怒不仅因为受难现场之惨烈,也缘于动车高科技的特点和事故性质产生了强烈对比,还有一点则不容忽视,这就是在事故之前,中国高铁的“大跃进”早已遭受了强烈的质疑,但回应质疑的除了蛮横的强力打压,给质疑者贴上非技术性的标签,就只剩下了虚骄和傲慢。

  可怕的是,这样的蛮横、虚骄和傲慢,已经很难被喝止,哪怕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事故发生之后,铁道部的许多措置乃至不少细节都遭到了公众严厉的审视,比如为了通车过早结束搜救,之后救出一名儿童又以“奇迹”为搪塞,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现场不合时宜的笑容,发布会上大段喧宾夺主的“领导批示”,官员坐在空调车上接受采访,刚刚免去上海铁路局局长显示了一点追责的姿态,马上又起用曾因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被处理的总调度长接任……

  毫无疑问,这样一望而知不恰当的言行是在公众燃起的愤火上浇油。但平心而论,智商再低的人也不会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段去触公众的霉头,应该相信铁道部不是有意去触犯公众,拉着它行动的只不过是权力习以为常的惯性罢了。它从来都是这么做的,也从来没有为此感到心虚和不安,被鲜血所惊醒,因为几条生命而改弦易辙,这不符合权力的逻辑。

  以生命为代价,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以血淋淋的方式彰显了现行铁路体制改革的迫切。而在过去的时间里,因为利益集团在一个高封闭和高垄断、近乎独立王国的格局里捞尽了好处,不仅成为改革的严重障碍,而且留下巨额债务,使相关改革步伐始终迟滞其行。如果说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落马揭开了官商勾结的黑幕,那么今天的动车追尾事故就是将现行铁路体制唯一引为骄傲的“奇迹”打回了原形。铁路体制非改不可的共识至此已无法撼动。然而如何去改却值得探究。有人搬出了过去拟议中的“大交通部”方案,但这里的一个疑问是:在权力的惯性不能得到根本矫正的前提下,大交通部能否让我们免于出行的恐惧?

  不能因为动车追尾事故就遗忘了另外的人祸,在动车追尾事故之前,桥塌楼歪事件已呈高发态势,而在动车追尾事故之后的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上,交通部的总结是“最近几起桥梁事故中,多数与严重违法超限超载有关”。著名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先生设计修建的钱塘江大桥设计寿命50年,超期“服役”24年,所创造的不但超载没能压倒,连大修都没修过的“神话”证明这样的总结完全是避重就轻,在这样的总结之前,公众的信心注定无法建立。如果改革就是把铁道部划归到这样一个交通部,让交通部接掌铁道部的权力,就像我们已经开展的类似改革一样,我们就安全了吗?

  所有的人祸都指向权力的惯性,无论桥塌,楼歪,还是动车追尾。亟须矫正的正是权力的惯性,否则即使改革起步,也不是民众想要的改革。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年07月26日       本站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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