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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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保障犯罪人员合法权益 三地试水公开性侵罪犯信息
记者 聂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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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浙江慈溪、上海闵行、江苏淮阴三地先后启动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但事实上,有的宣布延缓,有的只公布了一例,有的选择仅供内部查询。

中国版“梅根法案”趋于“慎重”的原因在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和扎实的制度研究基础。在为未成年人树立保护屏障的初衷之外,还需保障犯罪人员的隐私权和工作权。

2017年12月1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宣布启动《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

当日,淮阴区法院还对张某喜等四名被告人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件进行集中宣判。按照计划,张某喜等四人的个人信息,将在判决生效一个月内,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

2018年1月17日,淮阴区政法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南方周末记者,公开方式可能还需完善,目前区检察院已将具体方案递交给了江苏省检,待省检未检处咨询专家之后,再确定公开的时间和方式。

国内,浙江省慈溪市最早发布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办法,至今已逾一年半,公开了一名罪犯的个人信息;而上海市闵行区的相关信息库目前仅供内部查询。

领导要求谨慎一些

据淮阴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郭云红介绍,张某喜等四被告人在一审判决以后均未上诉,相关判决在2017年12月11日生效。

按照一个月内公布的时间表,2018年1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查询淮阴区各发文机关官网,并未发现当地公布了相关信息。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由淮阴区政法委、法院、检察院等9家单位共同发文并参与。按当地规定,相关罪犯信息将通过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发布。

作为协调机关,淮阴区政法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缓期发布,是由于在某些问题上还需要请示汇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暂时不对外公开。

淮阴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赵学刚表示,最初的想法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儿童,但对理论的考虑不深刻,也没想到会引起全社会关注,“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总是面对基层的事情,只是想一些操作性强的办法解决掉”。

据淮阴区司法系统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当地启动这一制度后,有专家提出涉嫌侵害犯罪人员隐私等异议,网络中持否定态度也比较多;省司法机关领导看到有争议后,要求公开工作谨慎一些。

上述人员还透露,各会签单位初步协商,可能不再由法检两院公开,初步打算由司法局进行“闸口管理”。对于已释放的严重性侵案件罪犯身份信息,将建立网站平台予以公开,所有参与单位在外网上设置链接。司法局目前正在建网站,争取按时间节点要求公开。

2016年6月,浙江慈溪在国内最早启动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罪犯信息制度。直到2017年10月31日,当地才公布了一名叫毛万根的犯罪人员信息,其户籍、照片和案由等信息被挂在慈溪市法院和检察院官网上。

据慈溪市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林莉敏介绍,除了公告毛万根的案例之外,慈溪市检察院还从2005年起生效的案件中进行筛选,选出了八十多个符合公开条件的犯罪人员,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查询,已经有五十多人次查询。

继慈溪之后,2017年8月,上海市闵行区也推出了自己的版本。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杨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区的信息库已经建立,录入了2013年至2017年所有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的信息。

目前,闵行的信息库只对政府职能部门开放,社会团体和公众尚不能查询。首批试行的有教育局、文管局、体育局、民政局和卫计委等五部门,它们和下辖单位在招录与未成年人工作相关的人员时,可以将拟招录人员的身份信息输入信息库,系统会显示是否比对成功。

据介绍,闵行区教育局曾对所有在职的七千余名教职员工与信息库信息进行了比对,未发现有性侵害经历的人员。

熟人作案情况加剧

慈溪市唯一公布的罪犯毛万根,曾因猥亵儿童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出狱后,2016年,毛万根再次因猥亵儿童犯罪被判处刑罚。

此前一年,慈溪市检察院在办理一个猥亵杀害儿童的案件时,曾总结宁波市(慈溪为宁波下属县级市)近年来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例,结果发现,犯罪人员大多有性侵害犯罪前科。据林莉敏粗略估计,慈溪市检察院每年受理二十到三十个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

为了在制度上寻求突破,慈溪市检察院检察长带队组建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人员信息公开的课题调研小组,目前这个课题还在进行当中。

慈溪市检察院还查询了不同国家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重点研究了美国的“梅根法案”等资料。因此,慈溪市后来推出的制度被媒体称为中国版“梅根法案”。

“梅根法案”与一个令人心碎的名字相关:1994年,7岁的美国女孩梅根·坎卡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性犯罪分子绑架并奸杀。1996年5月17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梅根法案”,要求登记性暴力犯罪人员信息,在互联网上公开以供公众查询。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美国已经有近65万人被登记为有性犯罪记录者。纽约州刑事司法处的网站上,设置了“性侵者管理”,可供查询性侵者的姓名、近期照片、犯罪历史等信息。

而在江苏淮阴,据区法院在制度启动当日发布的数据,2013年以来,该院共审结33件涉未成年人被强奸、猥亵案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现被告人和被害人年龄逐步低龄化、熟人作案情况加剧,被害人中留守儿童比例增大等特点。

据赵学刚介绍,2014和2015年,淮阴区检察院曾向上级提交报告,反映农村留守儿童性侵犯罪存在增长趋势,农村空巢老人性侵害未成年人情况比较严重。

2017年,淮阴区发生了9起性侵女童案件,犯罪人员都是六十多岁的人,并且有几起重复犯罪。其中6月份有一起邻居强奸女孩、因担心女孩怀孕并揭发而杀害女孩的案件,手段非常残忍。还有一个学校的保安反复强奸女孩并致其怀孕生子。

“如果向社会公开这个人的信息,大家都对他有所防范,后面的案件也就不会再发生了。”赵学刚认为,公开对犯罪人员本人是一种震慑,对犯罪也是一种预防。

淮阴原拟第一批公布的四个犯罪人员,情况都比较特殊。

六十多岁的张某喜本住在淮安站北面,曾因强奸女童被判刑,邻居们都知道并有防范。谁也没想到,2017年夏天,张某喜跑到火车站南边,在距他家五六里远的一个幼儿园旁边第三次作案。

与张某喜同日再被判刑的张某某这次犯猥亵儿童罪,此前曾因强奸罪入狱;另一名犯罪人员齐某某,多次利用送外卖之机猥亵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与隐私保护

毛万根的个人信息将在网上挂两年。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慈溪在最初的方案中规定了一般案件的公开期限为五年,并列举了将终身公开信息的情形。

2017年7月,慈溪将公开期限确定为两年;两年后若不存在公开事由,则在数据库中保留五年;五年后若无再犯可能,则将犯罪人员相关信息予以封存。

林莉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信息公开对当事人影响较大,“之前考虑过公开三年,但是在探索阶段,觉得应该慎重一点,就确定了两年。”

作为首吃螃蟹者,慈溪的做法曾引来质疑,主要是隐私权之争。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慈溪拟对符合条件的严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姚建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犯罪记录属于公共记录,公民有权知晓他们的邻居是否有性犯罪记录,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从儿童利益保护最大化原则出发,公民的部分个人隐私权应该做出一些让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网公开犯罪人员个人信息,涉嫌侵害犯罪人员隐私。此外,他还担心,可能会造成犯罪人员通过公开信息相互联系,形成团伙作案。

在慈溪之后的上海闵行,则采取了不向社会公开、只供内部查询的做法。

据赵学刚介绍,淮阴在起草相关文件时,曾学习了慈溪和闵行的做法。他说,最初的规划很简单:法院判决生效以后,将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信息录入信息库,符合公开条件的,经审核在网站上挂出,滚动就可以了。

淮阴公开犯罪人员信息,目的是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能识别潜在的犯罪人员,远离潜在的威胁,“不能起到识别的效果,公开也就没有了意义”。

而之所以只公开犯罪人员的姓名、年龄、照片等最基本的六类内容,也是基于隐私权的考虑——他们担心公开太多的犯罪人员信息,有可能导致未成年被害人的信息无意中被泄露。

至于信息公开多久,尚未确定。赵学刚称,应该公开一年还是三年,还需要进一步摸索,“目的还是为了解决重复犯罪的问题”。

赵学刚坦言,专家学者提到涉嫌侵犯犯罪人员隐私权,如果有一个律师来为他们打官司,要求检察机关赔偿,检察机关缺乏上位法支持将面临败诉的可能。“我们只想实实在在地做事,慢慢地探索。”

事实上在美国,性犯罪登记措施虽然对震慑此类犯罪起了效果,但其负面作用也备受诟病。《检察风云》杂志曾刊载《美国:给性侵者打上终身烙印》一文称,在美国多个州,嫖娼、下载色情图片都属于性犯罪范畴。不少犯罪人员仅因极轻微的罪行,就得终身蒙受羞辱。

制度规范与法律支持

从媒体报道看,舆论更多关注信息的公开问题,而忽略了另一项重要制度——从业禁止。

在三地的尝试中,闵行在从业禁止方面的做法较为成熟。其信息库的建立,是从个案的突破做起的。

2016年下半年,闵行区教师林某某在补课时强奸猥亵15岁女学生。闵行区法院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其在服完刑后的三年内还被禁止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

“从业禁止”,是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简称“刑九”)新增的一种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是基于预防再犯罪的需要。而上述案例,为闵行区适用从业禁止的首例。

杨珍认为,刑九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惩罚,更需要在(新的)犯罪行为发生之前,通过入职审查将犯罪人员从未成年人身边隔离。

因此,闵行做法的特点是,将从业禁止作为重点,“严抓入职审查”。其信息库收集的不限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的信息,也包括性侵成年人的犯罪人员的相关信息。

事实上,从业禁止虽争议较小,但因可能涉及就业歧视,也不是想用就用。

而对于充满“负面舆情”的信息公开,赵学刚呼吁,希望此举能在法律上得到确认,这样基层才有法可依。目前“基层只能摸索着做,上面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不敢深入地走”。

2017年12月28日,最高检未检办副主任史卫忠公开表示,目前从业禁止制度仍需要不断实践和完善,浙江慈溪市和江苏淮安淮阴区制定的性侵害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弥补从业禁止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的一些不足。但由于涉及保护儿童和维护犯罪人员基本权利的问题,还需要成熟的制度保障推动,最高检将加强研究指导,对一些成熟的做法将适时予以推广。

据林莉敏介绍,在方案的修改过程中,浙江省、宁波市的检察院领导都曾到慈溪进行专题调研,宁波市院未检处和浙江省院未检处给予了“很大的指导”。

“从上到下的立法暂时是不可能的,我们就立足实际,从基层检察院实践的角度探索。”林莉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目前,针对被公开个人信息的犯罪人员,虽尚未建立完整的救济制度,但已细化公开程序:在信息登记和公告之前,有关部门有义务事先告知犯罪人员,他们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出异议,有关部门再举办联席会议或听证会决定是否公开。

林莉敏坦言,制度细节的科学性仍是弱项,2018年的相关课题目标,是研究信息公开的标准。比如,目前两年的信息公开期限,是根据办案经验、犯罪人员人身危险性及再犯罪风险的综合评估结果,没有明确的数据支撑;文件虽已明确规定哪些人员要被公开,但仍需具体的衡量标准。还有,从业禁止还未有书面规范。另外,各部门强制执行的权限也需要有法律法规依据。

“本来想做好事,总担心操作有漏洞。这些事情都是在探索中,如果一点漏洞都没有,还算什么探索?”赵学刚说。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8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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