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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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去“行政化”的挑战
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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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4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规定红十字会应当建立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审计公开和监督检查制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并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设立理事会、监事会,以进一步完善对红十字会的监督机制。(2月24日新华社)

法律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红十字会法》(修订版)的通过,有利于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但是,国际红十字会运动能在中国健康地发展,绝对不是靠一部《红十字会法》就能解决的。这中间包含着两个看似矛盾,又应该相互统一的基本问题,需要在实施中来进一步解决。

首先是,社会公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理解和认识,国际红十字运动所倡导的“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七大基本原则,使得红十字会的行动,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公益,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慈善公益民间组织。准确地说:它应该是一个基于“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七大原则下,以“减轻人类苦难,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并尊重人的尊严,尤其是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达成上述使命,展开工作的,各国政府、地区之间的“人道协作”组织。

其次,按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本国政府应该支持本国红十字会独立展开活动,并提供经费等多方面的支持。据此《红十字会法》第五条和第七条分别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县级以上地方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新版修订的《红十字会法》对上述两个基本问题的明确毫无疑问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容易在实际执行中给执行人员以很大的想象和操作的空间,而让相关的法律法规难以落实。

根据《红十字会法》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各级政府要解决本级红十字会的经费和人员编制问题,通俗地说是负责“给钱”和“给帽子”。基于地方红十字会和本级政府这样的被“钳制”关系,红十字会该如何独立展开工作?遭遇到地方政府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干预的时候,红十字会有何法律依据和途径来申诉和解决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讨论本级“政府干预红十字会工作”这个问题是没事找事,社会更关注的是红十字会去行政化问题。殊不知,“去行政化”问题,和红十字会工作的“独立性”就不是一个问题。

红十字会真正的去“行政化”是什么意思?是避免本级政府以“行政命令”干预红十会独立展开工作。红十字会“行政化”显然不是为了去“行政化”而实施去“行政化”,而是真正实现社会化监督、真正达成在本地实现“减轻人类苦难,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并尊重人的尊严”的红十字运动使命。

如果红十字会的活动是在本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行事,那么就意味着对红十字会“行政干预”的本级政府才会是最终责任人。否则,《红十字会法》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设计就基本落空。进一步说:在对红十字会工作的行政监督失效的前提下,社会监督就无从谈起。

由此展开,红十字会根据《红十字会法》第八条规定设立的监事会应该起到的对“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工作”进行监督的机制就基本落空。《红十字会法》对红十字会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改革,试图推进红十字会组织和制度创新的探索实践,也要大打折扣。

展开来说,因为红十字会展开活动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钳制”,那么按照《红十字会法》第十二条并标有红十字标志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有优先通行的权利等支持红十字会独立展开救援、救助任务的相关规定,就很容易因为地方政府的各种管制而难以实施,这个不是假设,是过去红十字会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执行救援、救助任务”经常“被”管制的现实。

在新修定的《红十字会法》实施之时,提出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希望能引起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关心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在中国发展的有志之士的关注。

(作者系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7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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