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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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旁听“民告官”,权力警醒需要现场感
南都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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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司法部部长、全国普法办主任张军首次参加国务院新闻办记者会,张军透露,全国普法办将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旁听法庭庭审,不仅如此,这种形式“以后将形成工作机制,推动领导干部旁听庭审制度化、常态化”。

安排和组织行政部门官员坐到法院旁听席,去听一场诉讼的核心环节———庭审,并非第一次,此前各地均有规模不同的类似实践,甚至有地方已经为此出台制度予以约束。此番司法部联合最高法组织本轮庭审旁听,参加者将涵盖“普法责任制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16位部级领导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部长张军此次公开宣布这项消息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普法办主任,而在年初出台的普法责任制文件中,“谁执法谁普法”被作为原则写入规定。参与旁听的诸部委负责人不仅是普法责任制联席会议的组成成员,也是当下中国行政执法最集中的高级别管理机构负责人。部委高官集中参加庭审旁听,虽非行政官员参加庭审的首例,却从参与者行政级别、参与规模上堪称“史上最高规格”。部委或许并非行政执法权与行政相对人接触最频繁的机构,却是最庞大行政执法行为的直接管理者,部委官员参与旁听更是一种行为示范,为执法机关的规范执法提出一次警醒,其价值更在于此。

部委官员参与旁听的,将是一起行政案件的法庭庭审,“民告官”案件也是此前行政主官参与庭审的主要案件类型,其身份正如张军所言,“有些作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庭,有些是以不同的身份去旁听相关案件”。民告官案件与官员身份所应当或可能产生的关联,后者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纠纷后的被诉方,直接成为行政诉讼的参与者,出现在法庭上,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听到什么。

诉讼参与者应当参加庭审,甚至庭审之前应当为参与庭审(行政纠纷则还涉及诉讼前的复议、调解等)做各种准备,这是公众心里诉讼参与者分内之事。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民告官”却见不到官一直是行政诉讼所独有的“被告失踪”怪象。官员为什么不出庭应诉,如何推动和督促官员“亲自出庭”应诉,一度成为舆论和各方面探讨的核心。为此有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甚至官员考核指标)予以明确,以《广东省行政应诉工作规定》为例,官员出庭被认为事关是否“尊重和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并明确行政主官“应诉第一责任人”的身份,规定其“负有组织依法答辩、举证、出庭应诉和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责任”。直到新《行政诉讼法》出台,将“官员应当出庭应诉”作为基本法律规范予以明示。

“民告官”首先要能在法庭上见到官,这是民众作为诉讼发起者、法庭作为案件审理者最直接、基本的诉求,事实上诉讼作为处理社会纠纷最终极的制度设置,在此之前的纠纷产生和可能的一系列化解努力中,见到具体行政行为法定意义的第一责任人也是民众的基本诉求之一,尤其是纠纷已经发生,可能的行政执法伤害已经出现。行政诉讼以及诉讼之前的各种纠纷调停机制,为裁量和调停民众与执法者的纷争而存在,纠纷双方对制度化的纠纷调停者应有最起码的尊重,这是法治被信仰的基础。

部委高官现身旁听“民告官”案件,是一次最高规格的行为示范,有望带动不同级别官员的效仿,而在庭审的现场之中,更应有真切、直接的旁听体会。正如热播综艺《演员的诞生》引发的表演要“真听真看真感受”相关讨论一样,官员旁听(甚至直接参与、应诉)同样需要秉持“真听真看真感受”的原则。官员出庭,不仅要有肉身的存在感,更要有真切的参与感,让执法者全身心融入其中也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唯其如此,“民告官”诉讼(甚至可能的败诉)才有望成为权力运行得到警醒的一次难得机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转型也才因此而有望破题破冰。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7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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