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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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打算赢的官司,和几个不想被污名化的同性恋者
刘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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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这个案子也没有想那么多,每个群体都应该被了解。”

1 月 3 日下午 3 点多,律师唐向前拿着一沓材料走进了石景山路 16 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手续办得很快。交了材料、盖完章、缴过费,对方递来一张收据,是盖着红戳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一审结算)》。唐向前先给身在上海的当事人小五打了个电话,然后对着这张收据拍了照,发到燕子和微凉所在的微信群里,引来一片欢呼。

这张收据意味着,小五成了全国第二个为同性恋权益起诉广电总局并成功立案的人。第一个是因广电总局通知下架纪录片《彩虹伴我行》而提起诉讼的青年导演范坡坡。

2017 年 6 月 30 日,一家名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机构通过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其中第八条提出,“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下列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裁、删除后播出;问题严重的,整个节目不得播出”。这包括“渲染污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虐待及性暴力”。

次日,李银河在微博上提出质疑,认为这个通则从两个角度看存在严重瑕疵,“第一个角度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创作自由权利,第二个角度是性少数族群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性爱自由权利。” 7 月 9 日, 她又在微博发表了名为《我们为什么应该彻底取消审查制度》的文章,随后被(微博)禁言三个月。

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官网介绍,该协会成员包括国内众多主流媒体及媒体平台,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易、优酷、爱奇艺等。该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广电总局。

“这项通则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只对其成员有约束力。但显然,协会成员都是很重要的媒体。”唐律师对《好奇心日报》解释说。

在朋友圈看到通则的具体内容时,燕子和微凉感到十分惊讶,但两人没怎么犹豫。确认消息属实后,他们找律师朋友稍作讨论,6 月 30 日当天,在自己创立的公众号“LGBT 权促会”推送了一篇文章:《网络节目审核通则歧视同性恋,你可以做什么?》。

除了介绍事件背景,这篇文章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主管单位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过程中获取和形成的资料文件,属政府应该依法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后文附上了 10 条广电总局依法应公开的信息——包括发布通则的协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通则的法律性质及制定程序、通则将同性恋界定为”表现和展示非正常性关系、性行为”的法律依据等——以及信息公开的申请方式、办理程序和申请表模板。

文章发布后,共有四五十位读者向广电总局和协会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7 月 19 日,这些申请者陆续收到了广电总局的回复。简单来说,广电总局拒绝公开《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2016 年年度工作报告》,因为该信息“涉及第三方秘密,第三方不同意公开”。此外,《通则》制定程序主体为协会,因此“不属于我局答复范围”。

广电总局回复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看到这样的答复,申请者们有些泄气。燕子和微凉于是在 8 月 17 日又推送了一篇《广电总局,请不要随便敷衍回复》,说明“申请人对答复有异议的,可以撰写《行政复议申请书》,复议机关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应在 60 日内作出决定”。

继续向广电总局申请《行政复议》的还剩下十几人。11 月 10 日,也就是申请寄出的第 85 天,小五收到了广电总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审理结果是:“答复内容全面、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维持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过这份决定书也提到,“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电总局回复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愿意接着提起诉讼的只剩 4 人。小五和宙师是其中两个。燕子找到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的王振宇——范坡坡案的代理律师,请他介绍好友唐向前给两人做代理。另外还有上海和黑龙江的两位律师,分别代理其它两人。

11 月 25 日,小五自己撰写了一份包含 11 项要求的行政诉讼,寄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按照北京法院的级别管辖划分,广电总局位于西城区,应划归北京市第二人民法院管理。不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3 年下发的一份文件指出,“涉及住所地在西城区的国家部委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仍由一中院审理。”

小五和唐律师心中可能也还抱有一丝侥幸。2015 年同志导演范坡坡诉广电总局下架《彩虹伴我行》纪录片案、同年广东女大学生“秋白”告教育部教材污名化同性恋案,先后都是由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前者还取得了胜诉。

12 月 4 日,小五最先收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寄出的《立案告知书》,告知“立案材料已经齐全,符合立案要求”。1 月 3 日,唐律师帮助小五在北京完成了全部手续。

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发布算起,已经过去了187 天。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邮寄给小五的立案告知书

小五戴着黑框眼镜,剃了个圆寸,爱笑。去年 6 月上海骄傲节上,他挥舞着彩虹旗跑到终点,被媒体拍下来,成了不少外媒报道这次活动的封面照。

1 月 3 日这天下午,小五接到唐律师的电话,心里一阵高兴,但没表现出来,也没特别庆祝。他先把这条消息发到了 Yun 和 Joy 所在的微信群里——前者是公众号“和集 Lifestories”的创办者,去年 8 月小五寄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刚采访过他,后者是在 Meetup 活动上认识的朋友——接着将收据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里,配文是:“北京见!”。

发这条消息时,他小心地屏蔽了自己的同事。小五今年 30 岁,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 HR。他觉得同事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不算友好,“常开一些不太善意的玩笑,比如大声评论某个同事不男不女”。

小五之所以叫小五,是因为在家里和大学宿舍里都排行老五。他生在山西,家境不算宽裕,上面还有四个姐姐,但上进心很强。高中由于身体原因复读了一年,考完专科,又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英语本科,在上海工作的 8 年间,还同时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接到立案通知的 5 天后,他刚又收到中级经济分析师考试的合格通知。

小五意识到自己喜欢男性是在高中。当时他和同桌玩得最近,每天一起上下学、上课、吃饭。对方喜欢时不时搂着他,脸颊贴脸颊,让他一阵慌乱。同学们开玩笑,叫他俩人“玻璃”,这是当时流行的对男性情侣的称呼。

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小五偷偷找来一本性知识教材来看。这本教材说,喜欢同性是变态,必须自我纠正。小五就把皮筋绑在胳膊上,一动念头就偷偷拉起皮筋弹肉,忘了绑皮筋就自己掐自己。“根本没用”,小五在电话那头苦笑说,“我后来上大学,加入学校的同性交流社团,才意识到那是本毒教材。但高中那会儿网络不怎么发达,你没有其它途径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会觉得全世界只有你自己是这个样子的。”

大一寒假,小五决定向最亲密的高中同桌出柜。回老家时,在当时流行的一个同性交友软件 Jack’d 上遇到同班另一个同学,也让他更大胆。出柜是用邮件完成的——他在纸上打了一遍草稿,又在邮箱里打了一遍,小心翼翼点了发送。对方迟迟没有回复。几条短信往来后,对方回复:“我们不要再联系了。”接着小五发现自己的电话和 QQ 都被拉黑。

小五有清理联系人和删聊天记录的习惯。不过到现在,他还记得这个人的 QQ 号。“有点希望他能看到报道,有一天能和解。”

2014 年,在又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后,小五决定和家人出柜。“可能我有点自私,实在不知道找谁倾诉心里的痛苦”。他原本也很恋家,有段时间甚至每天都要和父母电话聊天,聊得长时可以讲上两三个小时。另外,他既无法接受找女同志形婚,也认为和异性恋女性结婚是不道德的,“和家人出柜是唯一的选择”。

和上次一样,他坐在上海的家中花几个小时,用两页 A4 纸打了一份草稿,一一解释同性恋是什么、自我发现的过程,以及全球和国内在同性恋法规和科学研究上的进展。打电话回老家时,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姐姐,这场“出柜”演变成一次家庭大战,父母保持沉默,其中一个姐姐骂他是“变态”。

“这以后,每知道哪个国家同性恋合法化了,我就会立刻打电话回家告诉他们。”

爸爸和大姐的态度有所软化,其他人则因为妈妈患病在床不再旧事重提。他们跟着小五参加过一次在西安举行的同性恋亲友交流会,会上有不少父母发言。爸爸一反往日的健谈,全程保持沉默,但小五觉得,他愿意出席,就已经可以看作接纳。他也觉得,家人的接纳,是他完成自我认同最重要的一步。“我坚持半年申诉,愿意曝光自己,是因为自我认同完成得比较好,可能比很多同志都要好很多了。一些人还在与自我挣扎。”

就像每一次为出柜作心理准备时那样,小五对立案后是否胜诉没抱什么期望。他习惯放低期待,但保持行动力。“胜诉或者败诉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子能让更多同性恋群体以外的人关注这件事,而不是局限于群体内部的自嗨。参加一些活动,你会有平权已经胜利的错觉,但看到《通则》,你可能才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权利,大家也不要放弃。”

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这天是周日,上海下了一整天的冬雨,小五也一天没出门,刚到采访时间,准时发来一条微信:“等着你的电话哈哈”。他能准确报出同志影视字幕组微博“QAF 中文站”关于《通则》立案消息的转发量、评论量和点赞量,“48741 个转发,3217 个评论,50640 个点赞”,但有点失望还没有什么主流媒体报道,也没什么同性恋群体之外的大 V 发声。

1 月 7 日这天,通过燕子找到的资源,有《环球时报》英文版、《每日邮电报》、《好莱坞报道》三家英文媒体报道,但国内只有一两个公众号有翻译报道,另外有“酷儿电影”找来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但至今没有下文。

唐向前刚在群里发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单据,燕子立刻就点开看了。他抑制不住兴奋,在几个志愿者群里发了红包,“需要有出口表达一下”。

燕子是前面提到的“LGBT 权促会”这个公众号的负责人。对《通则》反应迅速,并且能够立刻想到通过法律手段表达诉求,与他过去的经历有关。2014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同性恋矫正第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宣判胜诉,燕子就是当事人。

燕子是广州人。2014 年 2 月,家人得知重庆有个叫“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的机构可以实施“同性恋矫正治疗”,就催促燕子去治疗。“我自己并不相信他可以治,也没有想要治,但觉得有点不孝顺,也想顺便去看一下所谓的电击治疗是怎么样的。”他在 2014 年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

“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在一个商品楼里。进去之前,燕子想到人生地不熟、据说还会被电击,有点害怕,就把手机开好录音装进了口袋。大厅前台上悬挂着一个价目表,最后一栏是治疗同性恋。这也是最贵的一项,其它心理咨询每小时就三四百,治疗同性恋有五个疗程,每个疗程六次,一共 3 万块。

一个叫姜开成的负责人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里。燕子描述说,这个房间看上去是专门用来催眠的,里面有一些垫子、沙发、床,挂了一些很灵修的画像。姜开成让他躺在沙发床上,用 20 分钟放松,然后想象一个跟同性发生性行为的场景,如果有生理和心理的反应就动一下手指。燕子一动手指,姜开成就拿电击治疗仪电他的手臂。此外,还让他吃一些催吐的药片。

“他说按照平常的治疗,每一次都要重复刚刚的那个过程三到四次……他有五个疗程,一个疗程六次治疗,总共有 30 次治疗,一个治疗有三到四次电击,那前前后后会被电 100 次。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啊?大概最后只会被电得精神有问题,而不是变成异性恋。”燕子对《凤凰网》说。

2014 年 3 月回到广州后,燕子了解到不少人也被送去治疗,把“心语飘香”和百度吿上了法庭。7 月 31 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了 4 个小时;12 月 19 日,法院宣判燕子胜诉,“心语飘香”向燕子赔偿精神损失 3500 元。

最后一次庭审时,燕子在淘宝上买了一尊金色的正义女神像,旁边插上一支彩虹旗,想要送给法官。这份礼物由于法庭纪律最后没有送出,但燕子保留到了现在。刚胜诉后的数次分享会上,燕子都会把这尊女神像带在身边,“象征正义女神第一次在中国举起了彩虹旗,正义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燕子通过这个案子结识了一些同志友好律师,同时也成立了后来的 LGBT 权促会,开始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合作,将其作为法律顾问。一年 4 次,他们共同在几个一二线城市做律师培训,组织同志与律师直接交流。法律诉讼不仅被作为一种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 在媒体渠道有限的环境下,也是吸引关注和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们这几年在做同志去病化和就业歧视这个议题的倡导。做(通则)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媒体审查是同志被歧视的主要根源之一。歧视之所以存在,是源于不了解,而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法接触到同志相关的多元性别教育,电视媒体上也看不到这些信息,所以大众没机会了解到性少数。现在这个通则明确做这种歧视性的审查规定,必然加重公众对性少数的歧视,所以我们一定得做点事去回应。”燕子对《好奇心日报》解释说。

说话间,他正在武汉出差,举办 2018 年的第一次律师培训活动。

2014 年 12 月,燕子拿着插有彩虹旗的正义女神像,站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前 

递交材料前,入行 10 年的唐向前对立案已经有十足的信心,“按照法律规定,立案是没有问题的”。令人担心的是结果,“胜诉的困难比较大”,他和小五已经做好了二审的打算。

按规定,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从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也就是 4 月 2 日前)应做出第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则应在两个月内做出。不过如有特殊情况,均可延期。

《通则》是 38 岁的唐向前参与的第一个与 LGBT 相关的案件。他原本是个劳动法律师,2008 年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入行,但同时也学习些别的,房地产、食品安全、慈善都有所涉及。从 2012 年起,他还开始兼接一些与农民工维权等弱势群体相关的案子。和这次代理《通则》案一样,基本都是免费。

唐向前参与过的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案子是 2014 年的“立二拆四”案。“立二拆四”本名杨秀宇,2006 年成立了北京尔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策划的网络营销事件和人物包括“天仙妹妹”、“甘露露”等,“秦火火”也是其旗下员工。2014 年,杨秀宇因“非法经营” 被判 4 年,罚金 15 万元。

唐向前很愿意解释为什么代理那个案子,“一个律师代理一个官司,不是为了行使所谓的正义感或道德感。首先,审判没有宣布以前,这个人作恶没作恶还不一定,他还不是个犯罪的人,只是个犯罪嫌疑人;其次,我是为这个人辩护,不是为他的恶辩护。我的责任是把道理讲出来,让公众知道,让他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

2016 年 3 月,唐向前开始参加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组织的高级律师交流会。“义派”是 Impact(影响力)的音译,这家律所关注控烟、LGBT、残疾者、环保以及农民工群体较多,有律师专门跟不同的条线。唐向前在交流会上认识了燕子和范坡坡案的代理律师王振宇,也开始接触 LGBT 群体。

“原来完全不了解 LGBT,接触之后才知道有男同女同、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些划分,有些划分他们自己群体内部都弄不太清楚。”唐向前说,“和农民工群体相比,同性恋群体对法律的诉求也很不一样。农民工更关注的是个体的利益,比如自己能不能要到工钱;同性恋法律维权的诉求最终都归结到一个,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群体。”

唐向前觉得,同志社群对如何通过法律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传播显得很熟练,但“同志友好律师”还不太多,“从参加活动的情况来看,最多也就几十人”。由于国内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或维护同性恋权益的法条,律师们会与同志们一起,设计如何从不同现有法律方向维权,包括同性婚姻、就业歧视、艾滋病患者维权、教材同志污名化等。不过到目前为止,真正胜诉的案例并不多,秋白诉教育部案、湖南同性婚姻第一案均以败诉告终。

而燕子的中国“同性恋矫正第一案”和范坡坡的中国“同性恋者吿广电总局第一案”,胜诉可能更多停留在纸面上。“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还在运营,而范坡坡的纪录片《彩虹伴我行》在各个视频网站上仍然没有被上架。

但唐向前和燕子、小五的看法差不多,认为要点不在胜诉,而在于上诉过程能够引起的讨论和关注。“同志们的维权意识都比较强,但群体之外的人并不了解。我做这个案子也没有想那么多,每个群体都应该被了解。”

(文中小五、燕子、微凉、宙师、Yun 和 Joy 等均为化名)

来源:好奇心日报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8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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